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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徽商对新安医学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3-05-30点击量:331

引用:万书言,周亚东.论徽商对新安医学的影响[J].中医药导报,2022,28(12):195-197,226.


新安医学是徽州地区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色的医学流派。新安医学兴起于宋,鼎盛于明清,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徽商,即徽州商人,是徽州地区形成的、极具地域特色的商帮,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之一,是徽州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徽商作为与新安医学成长于同一片文化土壤的商人商帮,与新安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新安医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徽商与新安医学关系是新安医学史学界较为关注的话题。其成果主要聚集在经济支持、医学传播、商医融合等方面。经济方面,刘珍珠[1]提出徽商经济为新安医学学派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赵士第[2]认为徽商经济上地位的提高为徽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童光东[3]认为新安医学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徽商的经济保障。医学传播方面,王键等[4]从时空分布角度分析得出新安医家是伴随徽商的流动范围而出行。赵士第[2]指出新安医学与徽商“医商同迹”。张玉才[5]以扬州为例,认为徽商吸引新安医家客寓传播医学的同时,纠正当地医学流弊,对当地医学产生了影响。王彬[6]提出徽商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天花防治术走向国内外,为预防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万四妹等[7]、童光东[8]均肯定徽商对新安医籍刻印出版,促进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商医融合方面,童光东等[9]认为商医二者结合是商人对医学的经济、智力的双重投资。上述学者多角度地对徽商与新安医学的关系进行梳理,使我们得以清晰地认识新安医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徽商起到的影响,但就徽商与新安医学的关系而言,多为取经济、传播某一角度挖掘或在探讨新安医学发展原因时徽商仅作为影响因素之一进行简单阐述,较少学者全面系统分析二者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笔者将从徽商思想文化视角,进一步从经济、人才两方面分层次对其进行论述,旨在系统地认识徽商在新安医学发展史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1 徽商为新安医学提供经济支持

徽州地处山区,耕地甚少,但物产丰富,水路便捷。在自然环境的驱使下,不少徽州人不得不选择外出行商以养家糊口。在朱熹思想和宗法制度的双重影响下,徽商与儒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形成以儒学精神为核心重学重教、贾而好儒的人文精神。在其指引下,徽商成为儒行的践行者。徽商不仅助学助教,为徽州社会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亦助资为徽州学术及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1.1 重教兴学,促进新安医学传播发展 徽州为朱熹故乡,重视教育,在当地形成了重教兴学的传统。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徽商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因此,使子孙后代受教从官,弥补其未读书的遗憾,从而提高社会地位,才是他们从商的最终目标。徽州歙县商人,鲍橐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图积资财何益乎!”[10]499这种具有远见的呼吁性言论,推动一代代徽商群体重视族中子孙的教育,重教思想已然成为他们内心的精神追求。因此,徽商多用其经济优势,延续当地重教兴学的传统。对内,徽商兴办族学,在族中设有学田、义田,为族中学子提供教育专用资金。如:祁门商人胡天禄“输田三百亩与学宫,以佐诸生膏火”[10]304;绩溪商人胡光代“族中子弟贫者,附其家塾,资以膏火”[10]477。而这笔教育资金在推动教育发展的同时,亦为医学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的养生意识开始觉醒。徽州人逐渐认识到宗族的长久发展、人丁兴旺离不开医学的保障。因此,徽州宗族多支持族中子弟学医。而新安医学的学习方式除家族传承外,便是游学拜师。游学所面对的资金支出,是大部分医家所不能负担的。各宗族多会将一部分教育基金用以资助族中子弟学医,因此可以认为是徽商为游学医家提供了资金保障。徽商在朱熹思想和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尤以宗族血缘伦理为重,强调家族责任和血缘纽带[11]。医学虽不为举子业,然有救死扶伤的功德,族中若培养出医家,既可保障宗族繁荣发展,又可保障商队出行。因此,资助医家游学是可以理解的[3]。徽商的资助为新安医家的求学之路奠定了经济基础。使他们得以秉持着“琐居窥观无益于广寻远览”的态度,拜访各地求学,有利于开阔医家的眼界,提高医学的水平,促进新安医学的发展。

对外,徽商助资修建教育场所,以培养族人乃至徽州学子[12]。据民国时期《歙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五年两淮商人捐资重建,名‘古紫阳书院’。邑人曹文埴昌其议,鲍志道协其筹,程光国董其事。”[10]314婺源商人程世杰“独力重建义塾”[10]316。诸如此举,数不胜数。除在徽州本地修建学社、书院外,徽商推己及人,甚至将兴学行动延伸至在行商所在城市。如: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宁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等,多是由徽商出资兴修[5]。江南地区学宫、书院林立,“虽十家村落无不诵读”已然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下,徽州地区的整体教育、思想文化水平逐步提高,造就了徽州人深厚的儒学功底。儒医相通,所谓“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徽商助教之举,间接推动了医学人才的增长。据统计明清时期的新安名医人数远远超过其他时期[12]。而这其中,如程深甫、吴士龙、张凤诏等医家[13]35,50均为学儒而通医者。大量儒医的产生,使其成为新安医学一大特色。不仅如此,书院、学宫的兴建,亦是惠及游走于全国各处的新安医家。据统计显示,新安医家行医在较为活跃的苏州、杭州、上海等地,与徽商足迹一致[4]。因此可以推断出,新安医家是跟随徽商的脚步游历、迁徙。而徽商所设书院、学社便成为寓地新安儒医在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场所。如:程茂先于“戊辰(1628年)一春,客芜城(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寓园,得数友人为词社”,与诸社友谈论、研习医学[14]。医家多借助书院、学社研习探讨,传播医学。可见徽商重教兴学之举,为新安医学的发展奠定了文化、经济基础的同时,已然成为医学交流传播的媒介。

1.2 资助医药行业,推动新安医学事业发展 徽商对于儒学文化的追求,不仅仅只表现在对于教育的推崇,更多是对儒家思想的贯彻落实。徽商少时大多学习过儒学思想,即便日后从商,他们也依旧以儒学的价值观要求自己,指导行商,久而久之便形成属于自己的商业伦理观念。徽商遍游各地,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正是因为践行儒学的“和”思想及宗族观念,使他们形成虽身处异地,仍可以成群结队,互帮互助的团结精神。在血缘与地缘的牵引下,徽商多会在行商之处设有会馆以聚族群,目的主要是联络乡谊,以解其在外思乡之情。而会馆可为同乡提供住宿,以举办公益事业为主。因此,各地徽商会馆多会为游走行医的新安医家提供居住饮食。对徽商而言,对于同在侨居之地的新安医家,伸以援手,扶持前行,此为善举亦为联络同乡之谊。于医家而言,此举便是他们发展医学事业的物质保障。此外徽商多以其广泛的人脉,为新安医家介绍病患或为亲友引荐医家,如:歙县名医程杏轩于道光年间,得鲍佳星先生之介,赴扬州会诊。又如:浙江诗人袁枚,因病千医不效,经徽商友人介绍至寓杨的新安医家王于圣诊病后康健,遂留有《告存诗》以谢王于圣[15]。徽商此举,一方面,满足了徽商健康及人情往来的需求。另一方面,此举可扩大医家名气,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此外,徽商多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儒家义利观来指导其经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义为利,利缘义取”“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等观念并为之践行,打破商人重利轻义的固有观点。而徽商的义利观念对于新安医学而言并非毫无干系。徽商涉及行业广泛且经营形势多样,徽州盛产药材,因此,新安医药业正是徽商可以拓展经营的领域。以徽商胡雪岩为例,作为一名商人他涉及钱庄、丝绸等多个领域,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药号,在扩充经营范围的同时,更彰显了对于“义”的践行。胡庆余堂秉持着“医者,是乃仁术”的经营理念,在开诊的前3年就一直在向外免费施药,其施药耗费金额就达10万两纹银。并且胡雪岩广收药方,遍请名医,在传承古方的基础上创立出“胡氏避瘟丹”“诸葛行军散”等诸多中成药,所研制出400余种方药都记录在《胡庆余堂丸集录》中,如今已被列为文物。施药、收方、研方这些无一不需要耗费大量钱财,这些就足以见得,药堂创立的本意并不是为谋取利益,其扶持发展医药事业和慈善的功能远远大过于盈利。胡庆余堂的创办经营,不仅使胡雪岩获得“江南药王”的称号,“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这一说法在当时流传甚广[16]。名声大起,更带动了当时江南地区医药行业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医药学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1.3 资助医籍刊印,推动新安医学学术发展 明清时期,刻书业逐渐兴起,不少徽商在利益及崇儒的驱使下,选择从事刻书业。明清时期新安医学著作丰富,种类繁多这一现象的形成,多为徽州书商出资刊印。于徽商而言,新安医学与徽商二者文化趋于一致,都具有儒学根基。在文化认同感的作用下,这既是善举,亦是兴趣所在。如:鲍漱芳,乾隆时两淮总商鲍志道之子,自幼跟随父亲在扬州行商,十分重视医学,曾出资刊印马莳《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注证发徽》[17]73。又如《寄园寄所寄·卷十一·讱庵偶笔》记载:“歙吴勉学……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18]606可见,吴勉学对刊印医书的付出。许多医学书籍都是经过吴氏的校对刊印才得以流传于世,他所刊刻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将重要的著作几乎都搜罗殆尽,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医学丛书。大量医学书籍的产出,不仅推动了医书的流动性,扩大了新安医学的影响力,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安医家研究学术、出书论著的积极性。这一时期新安医学的针灸、方药、医案、医学普及等各类医学著作层出不穷。但一本医学书籍的完成,除了要丰富的临床经验,还需对方剂、方药进行大量的整理。在交通信息十分不便的时代,整理搜集就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徽商会利用其广泛的人脉为医家们搜集医学相关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会利用他们行商的便利帮助新安医家完善自己的医学著作。如:名医汪机,在著《针灸问答》时,急需学习姑苏的凌霄汉、六合的李千户两位医家的秘术以完成作品。因此,在这两地的徽商便开始留意收集两位医家的秘诀和针灸方法,将信息传给汪机,这才有《针灸问答》这本书籍的问世[19]。徽商以特有的职业优势,收集医学信息,完善医学作品,资助医家刊印著作,对新安医学进行智力和财力的双重投资,促进了新安医学学术的繁荣,更为后世保留了大量医学书籍。

2 商医互化为新安医学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明中叶时期,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这一观点受到人们极大的推崇,在书院学社等地各处传播。徽商在文化自觉的驱动下,接受这一观点,并且大胆突破固有的“贱商论”,提出“商何负于儒”等观点[20]。徽商思想观念上的创新突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徽州人以入仕光宗耀祖的强烈观念,士农工商地位平等,就业风气逐渐趋向于治生的实业,徽商地位得到提升。仕途不顺的儒生多在治生观念下选择从商,使得徽商好儒之风更浓。于这些儒商而言,医学可以谋生,亦可实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远大抱负,且“百业老而废业,唯医老将益精”,既不像从商一样奔波四处,又可长久经营。在此思想下,当徽商游走各地,机缘下与医结缘时,弃商从医、亦儒亦医已然不是偶然情况。

2.1 弃商从医,成为新安医家重要来源 新安医学人才,除世医家族外,多为与儒学相关之人组成。这其中也包括弃商从医者,他们中有因获赠秘方而弃商从医。如:方音,喜好搜寻禁方,初从商,遇一贫困书生,便慷慨解囊相助。多年后二人巧遇,书生得知方音喜搜禁方,为感谢其救命之恩,将所藏秘方赠与方音,从此以医为业,其子孙后代也继承医业,代代相传。又如:孙一奎,其父以儒术起家随堂兄营商,遇秘士传方,便舍业专志方术[17]24。有行商途中遇名医传授而习医。如:郑于丰、郑于藩随父在江西南丰经商,遇闽人黄明生精喉科,医术高明,活人甚众,于是兄弟二人便弃商拜师求学,3年学成而归,专于喉科。两人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分开居住,郑于丰住在南园,人称南苑喉科;郑于藩住在西园,人称西园喉科。郑氏喉科均世代相传,其后代研制出“养阴清肺汤”用以治疗白喉,此方拯救了无数白喉患者的性命。而郑氏喉科也成为了新安地区少有保留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家传医学[13]91。徽商不似一般的商人,好儒的精神品质,使他们虽为商贾,但依旧保持读书学习的良好品质,具备“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文化水平。若非上述徽商好医且具备儒学功底,即便遇到秘方、名医传授也定不能参悟。可见徽商好儒崇知的文化根基,是他们得以转型成为医学人才的基础所在。而徽商的儒学功底亦使弃商从医成为新安医家的重要途径之一。

2.2 亦商亦医,成为新安医家的中坚力量 不可否认,在徽州社会治生为重观念以及商人地位提升的影响下,新安医学作为可以获取利润的行业逐渐与徽商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医者兼商、商而兼医者不在少数。其一,可将商而兼医分为两种情况。首先,家中从事药店、医馆等医学相关的行业的富贾,他们培养后代学医,以其医名出售药材,二者形成连锁效应[9]。如:《新安陆家家乘·新安陆氏保和堂引》记载:“新安以保和堂丸散弘济斯人也久矣。在宋时己盛行各省。”[18]92其后代陆安国、陆文龙、陆彦功等均为新安名医,他们将先世建立的保安堂一代代经营下去,行医时也兼顾家中药店,确保药品质量。又如:戴葆元,同治年间婺源桂岩人,继承家业,在景德镇开设药店并行医四十余年,著有《手订医书》[13]141。其次,徽商之中文化底蕴深厚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有精通医学者。他们在行商时,如途径需要行医之处,便可坐诊看病。如:俞鹭振,父去从商,游历上海崇明等地,精通医术,光绪壬寅年,崇明痧疫大作,请他诊治,愈者无数,特著《瘪痑痧论》详述发病缘由和诊治方药[17]94。又如:李亦科,婺源人,少年随商贾往返江北行商,成年后,兼通医术,常免费为贫困者诊治[13]131。其二,医而兼商。所谓医而兼商,就是医家在行医的同时开设药店、药铺等。如:方士恩,工医开设“同益堂药铺”于村内,精究药品质量,不计利润[17]136。又如:方家万,“野鸡坞外科”第4代传人,呈先世之医术,精通外科兼通内科,声明远播,在徽杭故道上开设“春生堂药店”[13]120。

如此可见,不论是弃商从医还是亦商亦医,都是建立在徽商重儒思想的基础上,展现出就业新思潮下商医身份的相互转化。这种互融互通性在保证徽商行业长远发展的同时,也为新安医学的发展源源不断的提供人才供应,为医学长远发展提供保障,成为了新安医学发展的动力源泉。

3 结   语

正是由于徽商与新安医学都根植于同一文化土壤之中,才使得二者的关系如此紧密。二者既秉承了传统儒学,又在各自的领域发展出不同文化。徽商蕴含的崇文重教、恪守儒家道德的人文精神以及徽商“新四民观”思潮一定程度上从经济、人才等方面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继而使徽商成为新安医学不断进步,走向昌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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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5-22 编辑:刘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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