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口服剂合理日服频次之古今文献研究

引用：季铁铮，方奎明，黄惠芬.中药口服剂合理日服频次之古今文献研究[J].中医药导报,2022,28(12):198-203,237.

中药口服剂，指饮片汤液、膏、丹、丸、散、饮、汤、露等一切经口服途径治疗疾病的药物剂型。中药口服剂在一定用量时能够达到理想疗效的每日服药次数构成合理日服频次。因为中药合理日服频次是形成中药理想疗效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之一，所以对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

然而，一些中医师在追求中医药疗效的时候，往往把中药日服频次等细节作为无关紧要的小事予以忽视，以致其合理日服频次长期缺少关注。须知，疗效是中医药之魂，疗效无小事，凡是形成疗效的各个环节与细节都是中医药的大事，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加以深入研究。笔者查阅大量古今中医药文献，从中提取某病某证使用某药某方获得疗效的合理日服频次，并加以归纳总结，以期为中医临床确定中药合理日服频次提供依据与参考。

1 从中医药文献研究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中药合理日服频次主要有两个来源：（1）通过中药现代科研途径获得；（2）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探索、挖掘与提取。

中药现代科研涉及单味药与中药复方的动物实验，以及各种疾病（或病证）的临床试验，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然而，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探索、挖掘、提取中药合理日服频次是一条投入少、见效快、效果可靠的途径。因为古今中医药学家，以对患者生命高度负责与对所从事职业的执着，在临证时，对病情变化、处方用药、服药剂量、日服频次、疗效等相关因素都做了缜密观察，并且对产生了疗效的中药日服频次进行了客观、真实的记录。这种记录来之于临证，见诸于专业著作、期刊论文，将临床经验加以传播告知、代际传递、反复验证，而后逐步稳定化，沿用至今，所以从古今文献中研究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方法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合理性。

以具有温脏安蛔功能，用于治疗蛔厥与久痢的乌梅丸为例。其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是“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2]；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是“食前服如梧子十丸，日三服”[3]273；在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是“丸如梧桐子大，食前饮服十丸（按早中晚三餐食前服，即为日三服）”[4]；在清代吴瑭的《温病条辨》中是“分量制法，悉载《伤寒论》中”[5]；在民国时期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是“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6]；在近现代的《陆渊雷医书合集》中是“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7]；在当代《国医大师·邓铁涛》的胆蛔汤（依据乌梅丸的自拟方）中是“病势重而体质一般尚好者可以1日2剂”[8]；在新世纪第四版《方剂学》中是“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食前以饮送下，日三服；现代用法：加蜜制丸，每服9 g，日2~3次”[9]287。

上面8条关于乌梅丸日服频次的记载，自汉、唐、宋、清至今已连续1 700多年，皆为“日三服”，有力说明中医药学术具有鲜明的继承性，这种长期不断的临床实践过程，即是漫长的“大样本临床研究”过程，由此而得出的结果也便是现行的乌梅丸合理的日服频次。中医药古方及其日服频次为今所用的例证举不胜举，如果都用这种方法加以研究，那么得出的即是所有方药的合理日服频次。由此可见，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探索、挖掘、提取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方法是一条可行之路，必由之路。

2 从现代药理学获取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理论支撑

中药口服剂与现代药物（西药）口服剂产生疗效的体内代谢过程与作用机制，即“药代动力学”[10]7过程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经口服进入人体，“由血液运送至其作用部位（靶标或受体部位），并与靶标形成可逆性的结合，继而产生药理作用。”[11]27“药物经不同途径进入体内后，由血液循环达到不同作用部位，并与该部位受体结合，进而产生药理效应。”[10]35

药物在体内产生持续疗效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维持“血药浓度”（即量效关系），“对大多数药物而言，药物疗效的高低及维持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药物在靶标或受体部位活性药物浓度的高低”[11]27；其二，是维持疗效的稳定血药浓度时间，“用药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药物作用有一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效应和时间之间关系称为时效关系”[10]50。时效关系中有一个重要指标叫“半衰期”（T1/2），指“血浆药物浓度降低一半所需的时间，是表述药物在体内消除快慢的重要参数”[11]20，“它可以反映药物消除的快慢，作为临床制订给药方案的主要依据；它有助于设计最佳给药间隔；预计停药后药物从体内消除时间以及预计连续给药后达到稳态血药浓度的时间”[11]20。因此，半衰期是设定合理给药频次，包括中药合理给药频次（即合理日服频次）的重要依据。

青蒿素国家科研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青蒿素抗疟作用时提出并采用效量半衰期法求得其清除速率常数（KED）为0.207 5/h，T1/2为3.34 h，提示青蒿素在体内效量消失很快，要维持有效量需每天服药5~6次[12]18。白芍药“按3个不同剂量25、50、100 mg/kg分别灌胃给予大鼠芍药苷后，血浆中的芍药浓度在3.8 h左右达峰，T1/2（半衰期）分别为0.926、1.106、1.610 h……说明芍药苷在大鼠体内吸收、消除较快”[13]。如果芍药的这一动物研究指数与人体研究一致，那么芍药在临床上的每日服药频次至少与上述青蒿素相似。既然中药在体内作用时有半衰期的存在，且达到理想疗效必须保持稳定的中药血药浓度，因此现代药理学便是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理论支撑。虽然古今中医药文献中记录的中药日服频次没有经过血药浓度与半衰期的测定，但被记录的产生了疗效的中药日服频次，便是合理血药浓度与半衰期的客观依据。

3 从古今中医药文献提取中药合理服药频次

中药，无论是单味药还是复方，其服用频次的合理性必须通过治疗疾病由疗效加以判断与确定，疗效是衡量与检验中药服药频次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探索、挖掘、提取某病某证使用某药某方获得疗效的合理日服频次，是可供中医药临床参照使用的依据与遵循，所以，笔者将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提取的按疾病（病证）疗效确定中药合理服药频次的资料呈现如下。

3.1 宜日服3次或3次以上频次的疾病（病证）

3.1.1 外感风寒 外感风寒多见于深秋、冬季与早春，由风寒之邪入侵而致病。现代医学的病毒性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高致病性禽流感、非典型肺炎（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细菌所致呼吸、消化、泌尿、心血管等系统的感染性疾病的初发症状均与外感风寒相似。《伤寒论》是运用六经辨证诊断和治疗外感风寒最早、最权威的中医经典，其中各个方药的日服频次可视为合理日服频次。

第一，《伤寒论》中凡有发热症状的病证用方皆为日服3次。按方剂论，日服3次的在“定有的一百一十二方”[14]12中有52首（46.4%）；在只写有“温服一升”或“顿服”，而未写服药频次的28首方剂（25.0%）中有7首为一次性服药痊愈，尚有21首方剂还须原方再服或服3次，那么日服3次的方剂已占绝大多数。

《伤寒论》因证施治使用方剂频数为236，其中日服3次及以上次数的方剂频数为104（44.8%）；在只写有“温服一次”或“顿服”，未写服药频次的68首次方剂（28.9%）中，尚有44首次方剂还须原方再服或服3次，那么日服3次的方剂频数也占绝大多数。如桂枝汤的服法：“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14]26

第二，《伤寒论》中日服5次与6次的方剂也占有一定比例。日服5次的方剂，如：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温服五服，昼三夜二”[14]96；黄连汤“温服，昼三夜二”[14]65。日服6次的方剂，如理中丸“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14]104。理中丸服药已达每4 h一次，服药如此之频是因为“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14]104的病情严重之故。

国医大师张学文治疗H1N1流感，用自拟方“生石膏30~60 g，黄芩、柴胡、葛根、野菊花、薄荷各10 g，丹参15 g……每日2剂，热甚病重者，可白天每4 h服1剂，夜服2剂”[15]。按这样的服法，其用药量与日服频次已突破常规，也正是如此，才获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

3.1.2 外感风热 外感风热多见于气温已高时发生的春温、暑热、暑湿及秋燥等温热病，与现代医学病毒细菌感染性疾病发生在气温较高季节，且以发热重恶寒轻为特点的诸多疾病类似。

被誉为“中医四大典籍之一”[5]1，由清代温病学家吴瑭（号鞠通）撰写的《温病条辨》，以《伤寒论》的笔法与体例，在条文中展示辨证论治、处方施药的同时，对绝大多数方剂记录了服药频次。书中载有中药内服方剂201首，其中日服3次的有73首（36.3%），日服4次的有16首（8.0%），时时频服的有3首（1.5%）。在日服2次的76首方剂（37.8%）中，除21首确定2次外，尚有55首写有“不知再服”[5]45，意思是服了2次病情尚未好转，需要继续服，那么这55首也应列入日服3次之中。17首（8.5%）没有写服药频次的方剂，依所施之药与所治之证而论也应该是日服3次。因此，《温病条辨》中日服3次的方剂应多达70%左右，可见日服3次应属于外感风热病治疗的合理日服频次。

从《温病条辨》可见吴瑭与张仲景一样，对中药服药频次特别重视。如对银翘散，他指出：“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5]17又如他主张普济消毒饮的服法是“约二时一服，重者一时许一服”[5]30。这种高频次的给药方法符合当时的患者病情，以保障有足够清热祛风与清热败毒之药力“直达病所”[12]33，驱除病邪，也符合“中药复方证治药代动力学假说中……其体内浓度与复方药效在时间上应具有密切关联”[12]33的理论诠释。

银翘散与普济消毒饮加减方中，都用了清热解毒的主药金银花、牛蒡子与甘草，其药代动力学特点均为药物进入大鼠胃与人胃后较快达血药浓度高峰，呈现半衰期较短的态势：金银花的主要有效成分为绿原酸，“按700 mmol/kg剂量给大鼠灌胃绿原酸，给药后0.5 h达到最大血药浓度，然后逐渐下降”[13]363；牛蒡子的主要有效成分为牛蒡子苷，“按200 mg/kg剂量给大鼠灌胃牛蒡子苷在给药4 h达血清浓度峰值”[12]304；“甘草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为甘草酸，给人和大鼠口服甘草酸，给药后30 min血浆中甘草次酸（由甘草酸转化的有效物质）浓度达峰值”[12]1082。这些血药浓度易达峰值，半衰期较短的植物类药物，要适当增加药量与服药次数，使之形成稳定血药浓度，达到最佳疗效。

3.1.3 瘟疫（温疫） 温病学创始人之一，明末清初的吴有性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16]2；“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16]1。异气、疠气、戾气皆指病毒、细菌等生物病原体，中医称为异常致病之气，自古以来由病毒与细菌导致的流行性疾病连绵不断，21世纪的短短22年中，即发生过2003年的SARS、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近3年在全世界大流行的COVID-19。

中医药治疗瘟疫可适当增加中药用量与服药频次，以保障理想疗效。如：孙思邈治疗疫痢用“乌梅一升，黄连一斤，二味末之，蜜和，服如梧子二十丸，日三夜二，神妙”[3]269，用牛角䚡、当归、龙骨、熟艾叶、黄柏等19味中药组方治疗“血痢腹痛……分七服，日四夜三”[3]269。此两方相当于现在的每5 h与每4 h服药1次，已超过口服抗生素治疗细菌性痢疾的每6~8 h服1次。孙思邈通过提高服药频次，保障足够药力遏制“疫疠”之气，符合维持“血药浓度”以抑制或杀灭痢疾杆菌的现代药理学给药方法。

中药日服3次治疗瘟疫在当下COVID-19的治疗上得到充分体现。前不久颁行的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中的寒湿疫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化湿败毒方、气血两燔证方，皆为“一日3次”或“一日2~4次，口服或鼻饲”。笔者认为在治疗COVID-19及其它瘟疫重症患者时，应该借鉴张仲景、孙思邈、吴瑭及张学文的做法，在适当增加方剂药量的前提下，在白天服3次的基础上，晚上加服1~2次，以保障稳定的血药浓度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复制及增强免疫细胞吞噬病毒的能力，以提高疗效。

3.1.4 外毒入侵与内毒蕴结而发生的病证 这类病证有发于皮肤与肌腠的疮疡、痈疽、疔疖，发于脏腑的肺痈、肠痈，发于骨质与关节的历节病、鹤膝风（化脓性关节炎、结核性关节炎、骨髓炎等）等细菌感染的化脓性疾病，治疗这类疾病的清热、解毒、排脓性中药，如果没有足够的药量与维持有效药量的合理服药频次，是难以药到病所、控制细菌、消除炎症而治愈疾病的。

以肺痈、肠痈、背痈治疗为例，宋代《太平圣惠方》治肺痈的9首方剂中，有4首为“不计时候温服”，1首为“日三四服”[17]1316；治肠痈的7首方剂中有2首为“食前温服（日服3次）”，2首为“不计时候温服”，1首为“日三四服”[17]1317。所谓“不计时候温服”，指病情较重较急，而药物适量且无毒时，应该为日服3~4次或更多次。《太平圣惠方》治疗背痈共17首方剂，其中15首方剂为“不计时候温服”，1首方剂为“分温三服”，1首方剂为“每服以温水下五丸，以快利为度，未利再服”[17]1336。这17首方剂大部分为日服3次或3次以上，反映出古代医学家对脓毒症服药频次的准确把握。

当代名医李可曾治疗化脓性阑尾炎合并重症腹膜炎患者，用自拟“攻毒承气汤釜底抽薪，清热解毒排脓。二花120 g，桃仁、牡丹皮、紫草各15 g……上方2剂，日夜连服，2 h 1次”[18]132。李可在《急危重症疑难病》一书中记载治疗化脓性疾病4例，其方剂的服药次数都为每2 h或3 h服1次。

3.1.5 肿块、硬结等占位性疾病 中医学所指癥瘕、痃癖、瘿瘤、瘰疬等，以及现代医学所指结节、囊肿、良性肿瘤与恶性癌肿都称为占位性病变，中医认为皆由血毒瘀结、痰浊凝滞、恶毒瘀阻而成，应选用有较强攻、破、化、排之力的中药予以治疗，且剂量要稍重，服药频次为日服3次，这样才能保障有足量药力持续作用于肿块，以收攻破与化排恶结之功。

《太平圣惠方》治“毒肿入腹”有5首内服方剂，其中1首“于食前温服”（日服3次），1首“日三服”，1首“日三四服”，2首“不计时候温服”[17]1365。《国医大师朱良春》中有“抗癌单刃剑方，主治各种癌症，食道癌加急性子30 g，六神丸每次10粒含化，一日2~3次”；“胃癌散，每服2 g，一日3次；化瘤丸，每日服4次，每次5粒”[19]。李可治疗子宫肌瘤“投桂枝茯苓丸缓攻癥积，每次1丸，3次/d”[18]99，他在介绍“食道癌险死还生”医案中用自拟“加味开道散，每次1 g，蜜汁调糊，缓缓含化，半小时许1次，日10余次”[18]349。当食道疼痛缓解后，“急投张锡纯氏来复汤合升陷汤，急煎频服，一昼夜连进2剂，诸症均退，再次脱险。此后病情稳步好转，连服汤剂3年，达1 000余剂，散剂终生未断，终于带癌生存10多年”[18]351。可见无论是朱良春还是李可用中药治疗占位性疾病，日服频次均在3次或3次以上，甚至日服达10余次之多，或一昼夜连进2剂。

3.1.6 多种出血性疾病 临床上常见的出血性疾病有鼻衄、呕血、吐血、咳血、尿血、便血、崩漏等病症，对这些出血性疾病的中药治疗，其服药一般都是日服3次或更多次。

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吐血第六》云：“论曰：吐血有三种，有内衄，有肺痈，有伤胃。”[3]210他针对性地给出了26首内服治疗方剂，载明“日三”或“分三服”的方剂13首，日服4次（日三夜一）的4首，5次（日三夜二）的1首，7次（日五夜三）的1首，20次（日夜可二十服）的1首，日服3次及以上次数的方剂已占到76.9%（20/26）。为了达到止血效果，他打破常规，采取高频次服药，以出奇制胜，如:“坚中汤，治虚劳内伤，寒热呕逆，吐血，分七服，日五夜二”；“凡是吐血，服桂心末方寸匕，日夜可二十服”[3]211。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在《重剂起沉疴》一书中介绍张锡纯治疗一少年高某剧烈吐血，“单用三七末30 g，分3次饮下，当日服完，其血自止”[20]493。

3.1.7 痰浊凝结、血脉瘀塞之病证 中医认为由内外因素所产生的湿气，因失治误治，经久而致浊，浊久而致痰，痰久而致瘀，临床上的脂肪肝、痛风（高尿酸血症）、脂肪瘤、脂肪结节等疾病皆由此而生；湿浊痰凝，还可导致经络闭阻、血液胶滞、血脉瘀塞，而致脑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包括心肌梗死）、房颤、室颤、肺心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对这些疾病，中医通常采用清利湿浊、化浊祛痰、通经活络、活血化瘀的方药予以治疗，并且日服3次及3次以上，以维持血药浓度，保障有足够药性药力化痰结、解血稠、攻积聚、溶血栓、逐瘀滞。

如心绞痛、房颤、室颤、心力衰竭等疾病一般归属中医“心痹”“胸痹”“真心痛”的范畴。《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用括蒌薤白半夏汤、九痛丸等10首方剂予以治疗，其中“日三服”或“分温三服”的方剂有8首[21]31；《备急千金要方》用于治疗“胸痹”的12首方剂中有11首为日服3次，用于“主胸中逆气，心痛彻背，少气不食”的前胡汤更是“分四服”以保障疗效[3]233。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选用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地奥心血康胶囊、速效救心丸等9种中成药均为日服3次，治疗脂肪肝的强肝胶囊等6种中成药也均为日服3次[22]；李可在2009年10月用自拟方“桂枝30 g、赤芍30 g、山楂30 g……日分3次服”[23]110治疗一2型糖尿病（湿浊）患者，同年11月他的学生用破格救心汤对风湿性心脏病合并房颤患者进行抢救性治疗，该方“分3次服，日夜连服两剂”[23]142。可见其治疗痰浊性内分泌疾病与血脉瘀塞性心血管疾病的中药用量与日服频次均宜适当增加。

3.2 宜日服2次的疾病（病证）

3.2.1 各种虚羸、虚弱、虚损性病证 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方剂绝大部分皆为日服3次，是因治疗外感风寒及循经传变之所需，然而他在《金匮要略》治疗杂病的方剂也是绝大多数为日服3次，只有真正的补虚剂才设定为日服2次。如由他制定治疗肾阳虚的经典方金匮肾气丸服法为“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即日服2次）”[21]86；对治疗“虚劳诸不足”的薯蓣丸只写有“空腹酒服一丸”[20]24，没有惯用的“日三服”，那就只能理解为日服1次，最多为日服2次。孙思邈对《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两部巨著的一万多首方剂都写明了服药频次，而且很多方剂日服在3次以上，但在专用补益剂上却放轻了手笔，大多写为日服2次。如在《备急千金要方》“脾虚冷”证中写道：“治虚胀，胁痛肩息，悉补之方，日再服；槟榔散方……食后酒服二方寸匕，日再”[3]260；在《千金翼方》“主风劳”的大理中露宿丸与匈奴露宿丸两方皆写定为“服三丸，日再”[24]。

新世纪第四版《方剂学》所载补肺益肾方人参蛤蚧散的服法为“每服6 g，日2次”[9]128，滋阴补肾、填精益髓的名方左归丸的服法为“每服9 g，日2~3次”[9]138。黄艳[25]运用加味补中益气汤治疗产后头痛气血亏虚证患者，1剂/d，水煎取汁300 mL，分2次服，治疗7 d后，疗效优于对照组（口服氟桂利嗪胶囊与谷维素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2.2 多种慢性疾病 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慢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病、脉管炎、血管神经性头痛、高脂血症，糖尿病、甲状腺机能亢进与减退、慢性肾盂肾炎、肾功能衰竭、消化性溃疡、糜烂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习惯性便秘、帕金森病、中轻度肌无力、痛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风湿热等需要长期用中药治疗的疾病，适宜日服2次。

例如《单味中药临床应用新进展》关于治疗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干地黄90 g，加水600~800 mL，滤药液约300 mL，为1 d量，1次或2次服完”[26]158；治疗糖尿病，“用红皮白肉萝卜（即莱菔），捣烂取汁100~150 mL，日2次”[26]314。刘桂香[27]将100例帕金森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50例进行临床研究，对照组口服多巴丝肼、吡贝地尔、溴隐亭，治疗组在对照组药物基础上给予补肝汤加味口服，分早晚2次温服，治疗28 d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李景等[28]分别从北京、天津、广州、石家庄、杭州等13个城市的三甲医院筛选出糖尿病肾病患者315例，随机分为A、B两组进行临床研究。A组给予基础治疗加中医辨证治疗：阴虚型给予止消通脉宁颗粒，4.5 g/次，2次/d；阳虚型给予止消温肾宁颗粒，4.5 g/次，2次/d；阴阳俱虚型给予止消保肾宁颗粒，4.5 g/次，2次/d。B组给予基础治疗加厄贝沙坦片口服。治疗24个月后有28例发生终点事件（即死亡事件），A组7例，B组21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此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研究参与单位多、层次高，样本量大，服用中药时间长，A组3个证型患者均取得较好疗效，除选方准确之外，坚持日服2次的给药频次亦有作用。

3.2.3 功能性疾病 功能性疾病指机体无器质性病变，仅有大脑皮层功能失调导致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如更年期综合征、癔病、焦虑等。对功能性疾病中医常作出气机不畅、肝郁气滞、肝胃不和、心肾失交、心神不宁、惊悸胆怯等辨证。

《金匮要略》中的百合狐惑证便是典型的功能性疾病，条文曰：“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21]11张仲景用百合知母汤、滑石代赭汤、百合鸡子汤、百合地黄汤等方治疗，均为“分温再服”，即日服2次[21]11-12。在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真珠丸（现名珍珠母丸）为“治肝经因虚，内受风邪，卧则魂散而不守，状若惊悸”之方，服法为“日午夜卧服”[29]1。新世纪第四版《方剂学》对真珠丸的服法记载为：“日午、夜卧服。现代用法：每服3 g，日2次。”[9]164上述真珠丸所治病症类似现代轻度神经与精神类疾病，因无脏腑实质性病变，故日服2次以疏肝解郁，镇定心神，调理气机，平衡阴阳。

3.3 宜日服1次的疾病（病证） 中药日服1次的方法在临床上并不多见，仅适宜于改善某些疾病的某种症状，治疗某些疾病的一过性病理反应，以及某些药性剧烈或有毒药物不宜多服久服的临床使用。在中医药文献里往往写为“顿服（温顿服之）”[14]71、“日一服”[3]156等。

3.3.1 解除疾病的某一症状或阻断某一病程 如用麻黄汤治疗发热恶寒、头身疼痛、无汗之伤寒表证，因有较强的发汗解表功能，《伤寒论》对其服法载为“温服八合，复取微似汗”[14]36，《普济本事方》载为“煎至八分，去滓温服”[29]117。两书对麻黄汤的服法都谨守中医“中病即止”的原则而采取顿服后观察之法。如用藿香正气散治疗恶寒发热、头痛、胸膈满闷、脘腹疼痛、恶心呕吐等外感风寒，内伤湿滞之证，往往顿服，即能收到明显疗效。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写其服法为“上为细末……同煎至七分，热服”，“现代用法：煎汤送服”[9]242，古今均未写日服频次，暗示其皆为顿服。如《普济本事方》云：“治气虚头痛：好川芎半两为末，每服二钱，腊茶清调下，甚捷。曾有妇人产后头痛，一服愈”[29]37；“三消丸治寻常消渴，只一服”[29]96。

凡小儿高热惊厥，热盛动风之证多见于感冒高烧与中毒性肺炎、脑炎、脑膜炎、痢疾等疾病，表现出神昏谵语、抽搐、痉挛、惊厥等危急症状。中医常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散）、至宝丹口服治疗。新世纪第四版《方剂学》载其日服频次：“安宫牛黄丸，4~6岁，一次1/2丸，1日1~3次；紫雪丹，周岁小儿，一次0.3 g，每增1岁，递增0.3 g，每日1次；至宝丹，每服1丸，一日1次。”[9]173-176

3.3.2 阳明腑实便秘与睡眠障碍 阳明腑实便秘由胃肠实热之邪灼津耗液导致大便秘结，常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与调胃承气汤寒下通便。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如一服得便，即可暂停二服，以免频下伤正。而对腑实燥结较轻者，可予调胃承气汤“温顿服之，以调胃气；对于胃热偏盛，燥实不甚者，少与调胃承气汤，意取缓下泻热，调胃和中”[9]47-49。《备急千金要方》云：“治大便不通方：商陆、牛膝各三斤，大戟一斤，大豆五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初服三枚，以通为度。”[3]264此处用“以通为度”作为观察治疗便秘的服药频次指标，是古医学家避免频服伤正的高明之处，值得现代临床借鉴。

睡眠障碍属中医“不寐”范畴，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早醒等睡眠满意度下降。现代医学治疗失眠，通常为睡前1 h左右口服有关药物，中药治疗失眠往往也是睡前服用。如治疗阴虚心烦，心肾失交而失眠的天王补心丹，新世纪第四版《方剂学》引用《校注妇人良方》的用法：“每服二三十丸（6~9 g），临卧，竹叶煎汤送下”[9]166；用于治疗心神烦乱，失眠多梦的朱砂安神丸，其服法为“每次6~9 g，临睡前温开水送服”[9]162。李可在2012年3月用自拟方治疗某患者“不寐数日，顿服一剂，是夜觉肝区舒展，即能安睡”[30]。

3.3.3 癫痫、癔病、反应性精神病等的急性发作 这类神经与精神性疾病，中医认为素有实热老痰证[9]273，因情志急剧变化、社会环境致压力陡增等一触即发，多见意识错乱、神昏呓语，甚则癫狂昏迷、肢体抽搐等症状，常以礞石滚痰丸投服，服法为“每服四五十丸，量虚实加减服，清茶，温水送下，临卧食后服”[9]273。《万病回春》用“祛风至宝丹治癫痫，每服二丸，并卧时茶酒任下”[31]221，书中还用“辰砂宁志丸，治劳神过度致伤心血，惊悸怔忡，梦寐不宁，若有人来捕捉，渐成小疾，甚至癫狂者，每服六七十丸，临卧以枣汤送下”[31]226。上述方药为宁心镇静，安神定志之剂，故皆于睡前顿服。

4 通过文献研究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意义

中药内服剂每天服用次数，每次之间的相隔时长，往往没有引起医者与患者的足够重视，而是所有疾病方药均采用习惯的2次或偶尔3次服用，至于次与次之间的相隔时间，更是缺少思考和深入研究，因此中医界没有统一要求。中药日服频次的不规范、缺标准成为常态，已经把这个“关乎中药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关键科学问题”[32]随意化、边缘化。中药合理日服频次关乎中医药疗效，直接影响到中医药事业的内生发展，因此笔者在前面以较长篇幅对中药合理日服频次作了古今中医药文献的挖掘研究，现就其意义简述如下。

4.1 对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有启示作用 中医药学术来源于古往今来的中医药学家用文字记载的医学理论与临证经验，因此，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寻找有价值的资料，是继承与发展中医药学术的重要途径。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6月2日全国抗击COVID-19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既用好现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尊重几千年的经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33]。

两位国家领袖，从发展国家医疗卫生事业与保障人民健康的战略高度，指出发展中医药要加强对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与挖掘。本研究充分尊重古今中医药文献的作用，从中探索、挖掘、提取大量有关资料，并加以综合分析，以阐释日服频次与疗效之间的有机联系，作出相关疾病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诠释与表达。这种研究方法，将对中医药理论与技术的继承与发扬、守正与创新产生启示与引导作用。

4.2 为中药现代药理学的构建提供一定的思路 中药与现代药物内服剂作用于人体产生疗效的过程与机制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对这一过程的表述有区别。现代药理学称其“药代动力学”，研究药物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的过程及其产生作用的规律；中医药学分析的是药物在体内归经入络、进脏入腑，作用于气血津液，纠正寒热虚实，扶正祛邪、平衡阴阳的作用机理。中药合理日服频次实质上与现代药理学半衰期理论密切相连，只有符合半衰期与血药浓度原理的服药频次，才会产生与达到应有的疗效，由疗效而确立的日服频次，才是合理的日服频次。

因此，本研究在对中药合理日服频次作文献探索的同时，也在运用现代药理学原理与方法作出诠释，这种中西药药理与方法互动、互释的过程，将有力促进两种药理学的同化与互融，也将为中药现代药理学的构建提供思路，甚至提供方法。

4.3 对中医药标准化建设有可资借鉴的作用 本研究不是采用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而是另辟蹊径，从大量古今文献中探索、挖掘、提取不同疾病中药日服频次资料，并分析归纳出“疾病-方药-日服频次-疗效”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变化规律，从而形成相关疾病中药治疗的合理日服频次，即尝试形成相关疾病中药治疗日服频次标准。通过这种文献研究方法，可以带动其它中医药项目的标准化表达，以促进中医药全行业的标准化建设。

4.4 对提高中医药疗效具有促进作用 现代药理学中的量效关系、时效关系（半衰期）理论揭示中药日服频次与治疗效果（疗效）有着直接关系，即有合理的中药日服频次，才有理想的治疗效果。通过文献研究中药治疗疾病的合理日服频次，其目的就是从文献中探索、挖掘与提取中药治疗疾病的最佳疗效，有了疗效，中医药才能拥有患者，赢得社会信赖，拓展医疗市场。因此从促进中医药疗效的提高上讲，加强对古今中医药文献中药合理日服频次的研究意义重大，值得中医药界广泛关注，共同参与。

5 小结与思考

通过古今中医药文献探索、挖掘、提取中药合理日服频次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与可行性。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提取的中药合理日服频次可以从现代药理学得到理论支撑。从古今中医药文献中提取出宜日服3次或3次以上频次的疾病（病证）包括外感风寒、外感风热、瘟疫（温疫）、外毒入侵与内毒蕴结而发生的病证、占位性疾病、出血性疾病和痰浊凝结、血脉瘀塞之病证等；宜日服2次的疾病（病证）包括各种虚羸、虚弱、虚损性病证，慢性疾病，功能性疾病等；宜日服1次的疾病（病证）包括解除疾病的某一症状或阻断某一病程，阳明腑实便秘与睡眠障碍，癫痫、癔病、反应性精神病等的急性发作等。从古今中医药文献研究中药合理日服频次对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有启示作用，可为中药现代药理学的构建提供一定的思路，对中医药标准化建设有可资借鉴的作用，对提高中医药疗效具有促进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及值得注意之处。（1）本文引用资料难免有不全不精之嫌。古今中医药文献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笔者所拥有与查阅的大多为中医药界熟知与通用的文献，无法也不可能全部查阅，或许还有更多可用资料未被录入使用。（2）文中所选病证（疾病）难免有所局限。中医的病证与现代医学的疾病，种类繁多，举不胜举，本文所选用的仅为常见病、多发病与一些有代表性的疾病，不一定完全准确。因此，我们可结合自己的专业与爱好、经验与特长，查阅古今医学文献资料，找出自己所治疾病需要的中药合理日服频次，以利提高临床疗效。（3）要客观地看待文章中介绍的中药合理日服频次。无论古代还是现在，文献中记载的中药日服频次都具有其中医学家鲜明的个性与自我经验性，即使是具有良好疗效的合理日服频次，也并非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抱着客观的态度，既要引为参考，又要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与体悟来加以确定。（4）临证时在增加日服频次的同时，可适当加大方剂的药物剂量。正常情况下，临床医师据病处方，方中各味中药按常规用量使用，一般为日服2次。如果日服频次增加到3次或3次以上，仍按常规用量服用，那么必然导致每次服用的药液中药物浓度稀释与药量减少，这便不能保障有效血药浓度，失去了保障疗效的基础。因此增加日服频次，应该根据病情与药性药力，适当增加方剂中药物的用量。（5）临证时要根据中药品种性质调整服药频次。植物类中药，尤其是花叶类中药，质地轻薄，不但因煎煮容易析出有效成份，不宜久煎，而且服用后体内血药浓度易达峰值，半衰期短，易排泄，所以一般应日服3次，或3次以上。但有些含毒素的动物药如斑蝥、虻虫，矿石药如砒霜、雄黄，植物药如草乌、巴豆等，不但一次性用量要少，而且日服频次也要严加控制。（6）改善口味与选择剂型有利于患者服用。因为中药汤剂多有苦味涩味或其它异味，有些患者尤其是儿童因服之不适而畏服拒服，以致减少服药频次而影响疗效。因此，对这样的患者应给予中药丸、散、粉、膏等制剂服用，以此保障合理日服频次，达到理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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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9-19 编辑：刘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