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雕版刻印医籍概述

引用：林琦.民国雕版刻印医籍概述[J].中医药导报，2020,26(8):68-70.

雕版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人的重要发明，从唐代到20世纪初也已历经千余年，尽管在19世纪中后期由于不能满足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传播和教育普及需要而逐渐开始走向没落，逐渐被近代铅印等新技术所取代，但其也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有部分机构从事雕版印刷事业。他们的存在为某些地区人们的教育、文化事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资料对民国雕版印刷业涉及并不多，本文拟从医籍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以期对民国时期的雕版印刷业提供一些支撑材料。文章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2007年版）（以下简称《总目》）所收录的医籍作为本次研究讨论的对象，所有数据统计、整理均是基于《总目》的记载。现将研究结果简要论述如下。

1 刻印医籍种类、数量及质量

民国时期雕版刻印的医学书籍，至今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仅从专门收录医学古籍的目录书《总目》中初步统计发现，这一时期雕版刻印医籍共有495种，其中丛书有36种，按子目计算则有200种。据此，民国时期雕版刻印医籍总数当在600种以上，这一数据尽管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中医药学书籍4530种中所占比例甚微，但仅就历代医籍刻印情况进行比较，从民国38年左右的短暂历史来看，数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1.1 医籍数量 民国雕版刻印医籍中，有确切年份可考的计454种。兹将各年度出版数量列表如下。（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民国雕版刻印医籍的出版以1937年为界限分为两个时期：1912年至1936年间，各年均有医学刻本出版发行，多则三十余种，少则七八种。虽然与雕版印刷业鼎盛时期的清朝所刻医籍相比数量大大减少，但这一段时间各年雕版医籍之出版并无大起大落，说明尽管民国前期雕版刻印事业已经从颠峰走向衰落，但并未完全落下帷幕，整体来说仍处于一个平稳维持时期。193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战争的影响，出版业举步维艰，在此大环境下，雕版医籍出版亦不乐观，形势急转直下，总共收集到相关医书37种，每一年只有几种，如1938年最多，也不过8种，其它年份更少，而且这一时期基本没有医学丛书的雕印出版。

1.2 医籍种类 就其种类而言，中医药相关各科书籍都有刻印，包括医经类、基础理论类、伤寒金匮类、诊法、针灸推拿类、本草方书类、临证各科、养生类、医案医话类、医史类及各种丛书等。各类书中，雕版刻印最多的仍然是实用性强的临证各科类书籍，其中又以女科和儿科医籍居多，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延续、子嗣传承的观念相一致；其它各类按从多到少依次为：方书、医案医话医论、伤寒金匮、综合性著作及本草，均超过30种。雕印最多的几种医籍分别是：《达生编》（14）、《白喉治法忌表抉微》（9）、《麻科活人全书》（6）、《麻科合璧》（5）、《医学集成》（5），均不低于5种以上刻本。各类医籍出版数量的多寡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也反映出特定时期医学发展的状况。如《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一书的反复刻印就与当时白喉病的流行关系非常大。民国时期各类医籍雕版刻印具体数量见表2、表3。

1.3 医籍质量 一直以来民国刻本的质量都得到好评，由于条件所限，本研究不能一本一本进行查阅，但根据一些现象可以看出，民国医学刻本的质量也是得到认可的。

不少民国医学刻本于建国后被不同出版社影印、重印以广为流传。1996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药性韵语》是据1923年长沙郭氏家刻本影印而成，该书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馆藏善本丛书》之一而被影印，其内容好、版本精、书品佳[1]；1930年新会外海陈养福堂刻本《读过伤寒论》一书，先后被人民卫生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晚清学者萧延平经多年考校于民国13年（1924）编撰刊刻而成的《黄帝内经太素》校正本，字斟句酌，旁征博引，成为当时国内最完备、最精审的版本，在学术界具有不可争议的权威性，正因其校勘刻印俱佳而于1971年被日本盛文堂加以影印以广流传[6]；其它如1980年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之《伤寒杂病论》是据1939年张钫捐刻本十六卷本影印而来；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伤寒论条辨》即据1925年渭南严氏孝义家塾刻本原版重印等等。这些影印本反映了民国医籍刻本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部分医学机构、医学家参与医籍刻印，如绍兴医药学报社、重庆新中华医学会、上海丹溪学社、上海中西医药局、广州老威大药房、广东大生药局、杭州三三医社、武昌医学馆、成都中西医学堂、同仁堂、颐龄堂、乐仁堂以及双流张氏、绍兴裘氏等，由于他们都具有较高的医学素养，因而所出医籍质量还是可靠的。

部分民国藏书家如胡宗楙、徐乃昌等承袭清代余绪，讲求版本、校雠，刻印俱佳，如1924年永康胡氏梦选楼所刻《续金华丛书》之医学子目《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等，以及1916年徐乃昌摹宋刻本《刘涓子鬼遗方》。通过上述粗步分析，民国医籍刻本质量由此可见一斑。

2 医籍刻印系统

民国医籍的刻印系统与清朝的一脉相承，基本上仍然是旧有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官刻有各地官书局，如成都存古书局、湖北官书处、山西官书处；私刻如南陵徐乃昌、长沙童氏、绍兴裘氏、永康胡氏、衡西渣氏、南海黄氏等；坊刻如江阴宝文堂、广州守经堂、上海千顷堂书局、成都茹古书局、渝城瀛州书屋、无锡日升山房、汉口汉文书局、宝庆富记书局等。

在民国雕版印刷医籍的众多机构中，我们发现中医药社团也是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总目》中，以中医药社团（不含学校）的名义出版的医书占民国医籍总数的15.8%以上；在本调查中，各类中医药社团所刻医书占民国雕版医籍总数的13.94%。由此可见民国中医药社团在医籍刻印中的作用。

下面重点介绍几个雕版刻印医籍较多的机构：

2.1 双流张氏及义生堂 张骥，名先识，字城甫，四川双流人氏。清末曾于陕西为官，民国成立后弃官归里从医，在成都中东大街开设“义生堂”药号，一方面坐店应诊行医，济世利众；另一方面也刊行医学书籍以传播医药文化。张氏及其义生堂所刻医书主要有《汲古医学丛书》《义生堂书目提要》等。

汲古医学丛书收录张氏著作17种，分别是《内经药瀹》十卷、《内经方集解》二卷、《难经正本》、《难经丛考》、《伤寒脉证式》八卷、《金匮正本》三卷、《唐本千金方序例注》、《宋本千金妇人方注》、《宋本小儿直诀注》三卷、《雷公炮炙论》三卷附录一卷、《医学三字经合编》二卷、《医古文选评》、《周礼医师补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补注》三卷、《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二卷、《后汉书华佗外传补注》、《子华子医道篇注》，并附春温三字诀、痢症三字诀。该套丛书涉猎面极宽，涵盖内难经、伤寒金匮、诊法、本草、方书、妇科、儿科、医史等多个学科。

从内容上分析，该套丛书注释详明深刻，广征博引，对古典医经的学术探讨及临床运用，均有系统而独到的阐述。在版本学方面，丛书收录了一些早期版本如《唐本千金方序例注》《宋本千金妇人方注》《宋本小儿直诀注》等；《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当时从日本传入的版本；《千金妇人方》则是道藏本[2-3]。

由于该套丛书引籍严谨、持论精辟，校勘精审，雕刻精美，自发行以来传播极广，蜚声全国，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目前该书仅存1935年成都义生堂刻本，非常珍贵。

2.2 江阴宝文堂 宝文堂书坊主人王廷贵，于清同治年间（1864年）在江苏学政衙署所在地江阴开设“宝文堂书坊”，除中国传统文化读物外，该书坊也大量印刷中医药书籍，如《汤头歌诀》《扁鹊心书》等数十种。书籍畅销全国，也曾远销日本东京等地。

在《总目》中记载的民国期间宝文堂所雕印医籍有：《徐氏医书八种》《医学求是初集二集》《内经知要》《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金匮心典》《图注脉诀辨真》《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脉诊便读》《本草从新》《医方集解》《扁鹊心书》《医宗说约》《辨证奇闻》《医学三字经》《济阴纲目》《临证指南医案》《嵩崖尊生书》《图注难经脉诀》等共20种。

2.3 上海千顷堂书局 上海千顷堂书局是由黄产生在1883年所创办的，1894年张松涛接盘。该书局先设在南市城内，后迁至汉口路296号。鲍兴华（德本）任经理。该书局既有传统的雕版印刷，也有石印、铅印等新式印刷技术；在刻印书籍上，尤重尺牍和中医药用书。《总目》中收录的民国期间千顷堂书局刻本医籍有：《徐氏医书八种》《洄溪医案唐人法》《临证指南医案》《济阴纲目》《伤寒温疫条辨》《医宗说约》《国民医药须知》《本事方释义》《脉诊便读》《濒湖脉学》《金匮心典》等共11种。

3 医籍刻印地区分布

从《总目》所收录的医籍版本来看，民国时期医籍刻印地区分布有以下特点：（1）从事雕版印刷医籍的地区较广，存在地区分布的普遍性。各地雕版刻印医籍数量见表4。此外，日本、朝鲜这一时期亦有雕印医籍出版并传入我国；（2）有雕版医籍出版的各地区，医籍数量多少不一，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现象。总体来看，以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和具有优良刻印出版传统的地区所刻医籍较多。如四川雕印医籍最多，达99种，居全国之冠，占全国医籍雕版之20.00%。其中尤以成都为最，67种，占四川雕版医籍总量的67.68%。这一方面与成都一直以来所具有的刻印出版业的优良传统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需求。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成都就一直有书籍刻印出版，宋时成都已是全国雕版印刷的中心之一，之后虽有起落，但至清代，在卧龙桥和学道街地区仍有刻印书铺数十家。清末成立的尊经书院又开办雕版印刷工场刻印书籍。到了民国时期，仍有大量木刻版片存世[4]；此外，由于四川地处内陆，新技术、新思想的传入需要时间，为了满足广大社会群众的医药文化等社会需求，雕版印刷技术得以保存延续。

4 雕版刻印医籍的作用

4.1 丰富医学书籍版本 保存医学文献在《总目》收集的民国刻本医籍中，大部分医籍具有多种版本，如刘仕廉之《医学集要》一书，仅民国时期的刻本就有1914年成都博文堂刻本、1921年渝城清明会刻本、1923年汉文书局刻本、1923年富记书局刻本、1923年光明山房刻本等5种刻本。这些医籍的不同版本为以后该书的点校整理提供了便利。

除此以外，尚有100余种医书有且仅有一种版本的刻本流传于世，如《汲古医学丛书》《素食卫生学》《医案临证方》《医学一得》等。这些独刻本，由于唯一性而具有较高的文献保存价值；其中如《杨氏白喉捷要》一书尽管在清朝光绪年间有所刻印，但目前仅存民国年间的重刻本，即1920年雍睦堂据光绪十七年同仁堂刻本重刻本，其它版本都已不复存在了，这也间接起到了保存亡佚医籍的作用。

4.2 传播医学文化知识，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 各类医学知识通过医学刻本这个载体而得以流传、传播。《达生编》及各种本草、方书等的刻印，使医学更趋于实用。这些著作通俗易懂，尤其是像《生草药性备要》《衡阳药签》《滇南本草》等一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草医籍，主要以记载当地生草药为主，实用且易用，广为流传。如《生草药性备要》记载了300余种岭南民间草药，包括一些岭南地区所独有的品种如木棉花、杨桃叶等，在对各种药物之性味、功效进行描述时也使用了较多粤地方言，如珍珠草“味劫”（味涩），磨盆茶可以治“扭肚”（腹痛），白花丹“治痾”（治腹泻），黄花雾可以“埋口”（愈合伤口）等等[5]。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本草著作极大地方便了社会大众的需求。而方书中所载有的许多经验方，使普通百姓可以在生病时按图索骥，将高深的医学知识化繁为简而服务于普通百姓，促进了医学的普及与传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医籍雕印事业尽管大不如以前，各地刻印数量大大减少，但在当时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这些雕版印刷书籍既丰富了医籍版本，保存了医学文献，又传播了医学知识，满足了医患的需求，亟需进一步挖掘整理。

参考文献

[1]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本馆介绍[EB/OL].[2019-06-12].http://lib.cintcm.ac.cn:8001/pagezyy/bgjs-00.htm.

[2]翟慕东，王小平.张骥与《汲古医学丛书》[J].四川中医，1993，11（3）：1-2.

[3]雷康编.张骥[EB/OL].(2006-05-15)[2019-05-12].http://www.phoer.net/people/z/zhangji-1.htm.

[4]华西都市报.晚清大佬与四川书院[EB/OL].(2019-04-24)[2019-05-12].http://www.wccdaily.com.cn/shtml/hxdsb/2019 0424/104824.shtml.

[5]何克谏撰.生草药性备要[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8：4.

[6]陈钢.萧延平校注整理《黄帝内经太素》的功绩[J].中医文献杂志，1998，16（2）：9-11.

（收稿日期：2019-09-27 编辑：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