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会传教士伊博恩在华中医药研究活动特征及影响

引用：范延妮.伦敦会传教士伊博恩在华中医药研究活动特征及影响[J].中医药导报,2019,25(9):11-14.

1  英国伦敦会及伊博恩生平简介

英国伦敦会成立于1795年，全名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是新教公理宗的宣教会之一。它的传教策略是通过社会服务即开展各类教育、医疗、救困等活动来传播教义，因此其信徒大多来自知识阶层。伦敦会在国内募集资金、招募传教士并进行培训，然后把他们派遣到海外进行宣教活动，这种国内外互动的传教模式对日后新教传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伦敦会是新教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派别，1807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抵达广州，开启了新教在中国大陆传播的先河。继马礼逊之后，更多伦敦会传教士包括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1888年）、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年）、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1887—1949年）等相继来到中国，他们或开展传教活动，或开展医疗和教育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角色。

伊博恩于1887年5月生于英国布莱顿，1908年获伦敦药剂学院药物化学学位，1909年受伦敦教会派遣，来到北平协和医学堂任化学和生物学教师。1918年伊博恩赴美深造，同年获耶鲁大学生物化学及营养学硕士学位，并与韩得森女士（K. L. Hendirson）在波士顿结婚，之后返回中国继续在北平协和医学校任教，教授课程为生物化学。1924年伊博恩再度赴美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返回中国继续任教，此时他已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药理学教授，为药物学系的主任。1927—1928年，伊博恩曾赴印度新德里讲学。

1932年伊博恩接受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邀请，出任该院生理科学组主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雷士德研究院被日军损毁，伊博恩被送入日军集中营直至1945年日军投降才得以释放。经过短暂修养，1946年伊博恩回到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一职，致力于该院的恢复工作，直至1949年6月因癌症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寓所中去世。

2  伊博恩在华中医药研究活动

伊博恩自1909年来华，期间除去赴国外求学、讲学、修养等，在华时间长达约35年，对于中国社会风俗、政治军事变动、医学医疗实践等方面有深入见解，著述颇丰。伊博恩在华医学研究活动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教授药物学课程及开展药理分析；编译中医药物学著作；撰写发表医学类期刊文章；任职医学协会、社会机构及杂志编辑。

2.1  教授药物学课程及开展药理分析研究  1913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曾派团赴中国考察中国医学教育，并设立了“洛氏驻华医社”处理相关事务。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购买了“北平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并开始重建新校。1919年10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开学，它以“科学的医学”作为教学和医疗的准则，相比教学和医疗，更加注重科研工作。旧北平协和医学堂和新校建立之初，任教老师多由美、英等国专家担任，伊博恩便是其中一位。

伊博恩在英国所学专业为药物化学，又相继在美国获得生物化学硕士和药理学博士学位，因此他具有极为深厚的药物学专业背景，对于药物分析和药理研究非常在行，提倡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对药物进行分类和分析。1909年，伊博恩接受伦敦会派遣来华，任旧北平协和医学堂的化学及生物学讲师。1919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新建开学后，任生理化学及药理学副教授，并于1925年升任药理学教授。在伊博恩的带领下，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致力于麻黄素及其相关化合物的药理研究，取得不小成绩，包括发现麻黄素能升高血压并具有利尿作用等。1932年伊博恩加入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负责生理科学部门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继续进行包括佩兰、阿胶等药物的药理研究，直至逝世。

2.2  编译中医药物学著作  伊博恩的医学专业背景促使他很快将中医的本草药物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他编著了《本草新注》，翻译出版了《本草纲目》《中华国产药物》《救荒本草》等中医本草类著作。

1927年伊博恩与植物学家刘汝强合编的《本草新注》由北平协和医学院印行。1936年该书的增订本收录了《本草纲目》草木部药品868种，列叙了其植物来源、成分与参考文献，是当时研究中药的必备参考书。《本草纲目》的英译要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1871年，美国学者史密斯编译的《中国药料品物略释》由上海华美书馆刊行，所载药物约1000种，大部分取自《本草纲目》。在此基础上，1900年美国人司徒柯德编译出版了《中国药物草木部》，原来拟分植物、动物、矿物册，但编完植物册司徒柯德就逝世了。时任朝鲜汉城莎菲伦协和医院教授的美国人米尔斯，秉承司徒柯德遗志，继续翻译《本草纲目》并搜集相关药物标本，完成译稿40余册，因中途返美，于1920年将译稿和标本移交给伊博恩收存。伊博恩在米尔斯工作的基础上，与刘汝强、李玉田等中国学者合作，在1928—1941年期间把《本草纲目》第8～37卷及第39～52卷的内容进行了翻译，分期刊于北平博物学会发行的《北平博物志》，后由French Bookstore出版发行。据记载，伊博恩督制的药物彩色图谱约有800幅，未见刊行。1952年上海雷士德研究院将其2000余页遗稿寄往国外排印，也未见刊行。其打字副本现藏于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博物馆。伊博恩翻译《本草纲目》的特点是用药理研究方法分析中药成分，每种药都标出其中文原名、学名，全书附以插图及药名索引，为西方读者了解原著内容提供了一条捷径。

1940年伊博恩用英文撰写出版了《中华国产药物》，介绍了133种中药，包括外用、消化道、放血及血循环等类药物，书中对每种药物列出了中西文药名、用法、剂量等。王吉民认为该书是“最适时宜而切合实用的文章”，因为“现在国难时期，外药无法购办，正可利用本国药物来代替，一则可以挽回利权，二则可以鼓励国产，三则可以补救急需，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1]

为解决战乱期间粮荒与药荒问题，1946伊博恩编译出版了《<救荒本草>所列的饥荒食物》，对《救荒本草》中的414种植物做了考证，每种植物均标出汉语名字、学名、英文名字、化学成分及在其他国家的食用情况，并用药理分析方法对部分药物做了科学研究，如提出了鹿茸含有极丰富的钙，成为西方最早用分析化学方法研究中药的人士之一。《救荒本草》英译本前言提到“现实的饥荒，打乱了社会集团既定的饮食习惯。部分饥荒和全世界普遍性的缺粮，也强迫人们转向不平常的食物。”[2]这正是伊博恩翻译这本书的初衷。

除了研究中医药物外，伊博恩还对中国食物有深入研究，著有《上海食物》《上海蔬菜》《上海鱼类》等，帮助人们以本地生产的各种食物和药品代替舶来品，满足战乱期间民众对食物和药品的需求。

2.3  撰写发表医学类期刊文章  除了编译中医药著作，伊博恩还撰写了不少医学类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学术期刊上。1921年伊博恩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饮食与疾病的关系》一文，提倡饮食均衡，呼吁民众关注饮食营养。1923年，伊博恩在《中国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文章《西医关心的中药疗效》，阐述了自己对药物样本的严格要求，即所有送往实验室进行检验的原料都应标注相关信息，包括中文名称、自然属性、生物学特征、材料来源、药物性状和服用方法、中毒症状、临床效果等，可见伊博恩非常注重样本实验流程的标准性和研究规范。1926年伊博恩在《美国医史纪年》《远东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医史文章，并根据柏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许宝德的著作编著了《中国医学史略》。1928年伊博恩和冯志东在《中国生理学杂志》第2卷上发表文章《草本麻黄和木本麻黄及其所含麻黄素季节变化的比较》，介绍了他们对麻黄进行实验药理分析的结果。1936年伊博恩和马弼德在《中国生理学杂志》第10卷发表文章《中国治昏盲之药的化学试验》，就本草纲目所记载的治疗夜盲的中药148种，选择动物类22种，植物类65种，分析其中维生素A与其前体含量，结果发现动物类药物中以各种肝剂的维生素A含量最高，而苍术等19种草药的维生素A含量高于鱼肝油，木耳等7种草药的维生素A含量与鱼肝油相当。1937年伊博恩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国药物近十年中曾用科学方法试验者》，文中对于他翻译《本草纲目》的起因做了说明，“现代新医学以动物为最重要之药物，近二十年来即以激素、维生素、组织浸出质三种成绩及化学之经验，已提醒动物之疗学，因此余所译本草纲目中兽禽麟介四种，于现代新医学甚为需要。”[3]

2.4  任职医学协会、社会机构及杂志编辑  伊博恩一生致力于中国药物的药理研究工作，加入了多个医学行业协会。1920年伊博恩加入中华医学会的前身博医会并成为终生会员，并历任该会的出版委员会委员（1932—1940年）、医学研究委员会委员（1934—1940年）、药物化学研究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教会医事委员会委员（1937—1940年）、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7—1940年）。除药物学，伊博恩的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国医学史，1935年他发起创建中华医史学会，并担任秘书一职。

伊博恩热心于营养及救济事业，先后任上海市政府卫生委员，中华麻风救济会医务委员会主席，加拿大援华会医药委员会主委，中华营养促进会会长，上海英国红十字会顾问委员会秘书，亚洲文会华北分会会长，北京自然历史学会会员等。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伊博恩与林可胜、吴宪共同担任《中国生理学杂志》的主编。该杂志1927年创刊，所载文章兼容了当时的实验生物学和实验医学两个领域中的大部分学科，杂志的风格和标准对中国后期该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伊博恩先后任《中华医史学会杂志》、《中国生理学杂志》、《亚洲文会会志》、《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健康杂志》、《教会医事委员会会刊》等杂志的编辑。

3  伊博恩在华中医药研究活动特征及影响

3.1  近代采用药理分析方法研究中药的先驱  伊博恩接受过系统的学历教育，具有较为深厚的医学专业素养。因此，在面对与西医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医学时，他没有一味批评中医的经验性和不科学性，而是利用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开展中药研究，特别是致力于中药成分的药理分析，堪称近代采用药理分析方法研究中药的先驱。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药理系主任期间，伊博恩先后与赵承嘏等人研究麻黄素及其他中药，使协和医学院成为当时中医药研究中心。转至雷士德研究院工作后，伊博恩继续坚持中医药研究。他在北京及上海医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对于中国食物、药品、大风子油、核酸、麻黄素等开展实验研究工作，成书百余种[4]。

在撰写《本草新注》期间，伊博恩对其中的中药进行了药理学与化学分析。例如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本书中载甚多普通蔬菜，果子，殻果，及殻类，在学问上及化学上曾经认为有价值者，现在趋势为饮食学及药材所需求。有少许初步研究亦足提起古代药物之新评价，此种药材含有多类维他命与比较重要的植物原素，如叶红素、叶黄素、黄酮与胆固酵。动物有机体的维他命质为近世一重要之事。”[5]

伊博恩对中药采取药理学分析方法不仅改变了中医在西方人眼中的迷信产物形象，而且成为抨击近代“废止中医”运动的有力武器，有助于传统中医药学的保护和发展。

3.2  近代中医本草对外传播使者  对《本草纲目》和《救荒本草》的翻译，使伊博恩客观上扮演了近代中医本草知识对外传播使者的角色。以《救荒本草》为例，伊博恩对书中的植物进行现代植物学定义，分析它们的成分和营养价值，并说明采摘和使用方法，对于缓解近代中国由于战乱而造成的粮食短缺和帮助其他国家贫苦人民选择可食用植物方面，做出了贡献。

《救荒本草》译本以统一模板对本草进行了译介，包括：中文名称；经权威商议的植物学特性：英文名称及详细的植物学描述；已知的化学分析报告；其他国家关于食用此种植物的记录和基本信息。《救荒本草》涉及农学、植物学、药学三个学科的内容，需要渊博的知识才能对其进行化学成分的鉴定，可见伊博恩的学识非常广博。

作为将《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等中医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的学者，伊博恩的译介工作促进了中国本草植物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3.3  热心助人的社会活动家  伊博恩最初来华虽然是受伦敦会所差，但从事的主要是医学、文化、慈善、救济等工作，并没有从事传教活动，也没有服务于侵华活动。他在开展研究工作之余，非常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疾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伊博恩和其他29名英国传教士共同发表宣言，呼吁在华外国人与中国人互相谅解，并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群体为中国人带来的伤害表示道歉[6]。

著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与伊博恩相识近20年，两人对中国医史志趣相投而“过从较密，知之较深”[7]。伊博恩1949年去世后，王吉民撰文悼念，文中写道：“先生天性温文有礼，公忠诚笃，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人不分种族国籍，皆一视同仁，而又善于词令，长于演讲，口若悬河，庄谐兼备，故中外人士多乐与缔交，其寓所常为各团体借作开会之地，时辄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可见伊博恩生平热心公益，勇于任事。

即便是在深陷敌营之时，伊博恩仍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热心助人的品质。日军占领上海后，他放弃撤离机会，坚守工作岗位，被关进集中营。在日本集中营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伊博恩仍发挥自己的医学专长照顾老弱病残，帮助他们克服身体的病痛和心理的恐惧，为他人带来慰藉。抗战胜利后，伊博恩在短暂修养后就投身于雷士德医学研究院的恢复重建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研究院的工作恢复了正常，实验设备和图书馆重新投入使用，直到重病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仍是研究院的复兴工作。

4  结    语

近代来华传教士中的部分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接触中医较多，逐渐用“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8]，打开了西方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伊博恩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伊博恩在来华之前，接受了系统的医学训练，并以讲师的身份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等课程。伊博恩的西医学背景不仅没有阻碍他认识中医，反而促使他将西医的药物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医药的研究中，尤其是他编译的《本草新注》《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和中药本草的对外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代中国医学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伊博恩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不仅对中医药进行了理性研究，而且一直关心处于战乱饥荒中的民众，可以说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但正如梁珊[9]所指出的，由于原始资料匮乏等原因，以伊博恩为代表的这一群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期待未来的研究能深入挖掘历史资料，为全面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和传教士这一群体提供更多客观视角。

参考文献

[1] 王吉民.编辑后记[M]//虎门镇人民政府.王吉民中华医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723-724.

[2] 伊博恩.《救荒本草》英译本前言[J].毛礼敦，译.新华文摘，1980(1)：41-43.

[3] 伊博恩.中国药物近十年中曾用科学方法试验者[J].中华医学杂志，1937，25(1)：4.

[4] 消息：伊博恩博士逝世[J].新医学报，1949(1)：61-62.

[5] 宋大仁.中国药用植物考证序[J].中西医报，1936，2(8)：36.

[6] 沈云龙.五卅痛史[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133.

[7] 王吉民.哲学博士伊博恩传[M]//虎门镇人民政府.王吉民中华医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261-264.

[8] 陶飞亚.医学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J].历史研究，2010(5)：60-78.

[9] 梁珊.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伊博恩与他的中医药研究[C]//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福州，2012：370-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