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策略研究

引用：王昆，姜庆丹.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策略研究[J].中医药导报,2025,31(1):1-7.

近年来，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支持。国家已将鼓励中医药包容开放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中医药领域成为国家层面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2016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将中医药的包容开放作为发展目标，鼓励中医药配合国家总体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中医药在服务外交、促进民生、密切人文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1]。2019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医药开放发展，将中医药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要内容，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下文简称“新冠感染”）疫情暴发后，国家充分肯定中医药在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支持其走出去的相关措施。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3]。这是国家层面对中医药抗击新冠疫情的充分肯定。202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强调要加快中医药的开放发展，鼓励和支持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中医药“走出去”的相关措施，促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4]。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办名义印发中医药五年规划，体现了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视，并将侧重点放在解决“干什么”的问题上。2023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提出中医药开放发展工程，重点支持中医药产学研用开放发展，提升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医药传播、应用与发展，进一步侧重解决“怎么干”的问题[5]。

有机遇就有挑战。国际交流的复杂形势、中医药向外传播的语言障碍、传播过程中的体制壁垒，都给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例如，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中医药抗击新冠感染专家评估会”报告中，已高度肯定中医药治疗新冠感染的临床疗效[6]，但仍有外国杂志载文恶意攻击中医药在治疗新冠感染中的有效作用[7]。

面对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抗疫防护的常态化，概括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现状及经验，探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总结对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1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概况

1.1 建设中医药国际交流平台 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和中医药海外中心，是我国中医药国际化交流的内外两大平台。202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制定了《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强调建设30个较高质量的中医药海外中心和56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借此打造高水平医疗服务平台[8]。2022年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更是将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和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作为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的重要抓手。国家从战略高度推动了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对长期阻碍中医药“走出去”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重点突破，有力推动了中医药理论、文化、服务和产品整体走向世界，助力中医药掌握世界传统医学主导权和话语权。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依托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项目，中医药海外中心的数量逐年增加，一个遍布全球的高水平医疗服务平台已初见规模。（见表1）

1.2 开展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合作 我国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教育合作。一方面，中医药高等院校自建立之初，就开启了国际化进程。1956年，国务院发文批准在全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1957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就开始招收首批外国留学生，随后其他中医院校也相继开展对外教育。截至2021年，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4所，还有152所高等西医药院校和259所高等非医药院校设置了中医药专业，其中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留学生在校人数为7 439人，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留学生人数位居前三[13]。（见表2）另一方面，我国的中医药教育还与所在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培训，为其输送了大量的中医药人才。截至2019年12月，全球建有15所中医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78个国家240多所孔子学院开设了中医、太极拳等课程，注册学员3.5万人，18.5万人参加相关体验活动[14]。据统计，仅欧洲就有300多所中医教学机构，这些机构每年向欧洲各国输送近5 000人的中医药人才[15]。

1.3 完善我国中医药标准化体系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标准化体系正逐步完善，中医药国际化标准的制定也在有序推进中。2024年7月31日，在《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朱桂表示，适合中医药发展的标准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16]。可见，我国初步形成以中医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及中医药国际标准为主要内容的标准体系。截至2022年，我国已经发布了中医药国家标准72项、行业标准9项（406个病种）、团体标准1919项，建立了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针灸、中药材种子（种苗）等6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修订完成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等4项标准[17]。同时，我国正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截至202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共发布了89项中医药ISO标准，其中由我国提出并主导的国际标准占比超过70%[18]。

1.4 扩展中医药国际化传播途径 中医药国际化传播途径主要经由政府部门推动。政府部门的推广包括发布相关的政策和文件，政府牵头建立合作项目、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实施海外医疗援助，以及设立科研、教学机构等。具体来看，自2015年，国家就开始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来促进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2019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共62个[19]，第二年，又确定了中国-摩洛哥中医药中心等16个项目为2020年度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委托办事立项项目[20]。在过去近60年间，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累计派遣医疗队员2.8万人次，诊治患者2.9亿人次[21]。此外，科研教学机构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也比较多样，如：南京中医药大学为中医与再生医学孔子学院招募中文教师志愿者，组织中英国际技术交流活动；上海中医药大学作为国家中医药出口服务基地，参加了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等等。

1.5 开发中医药国际化市场 从出口市场来看，中医药国际化市场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中医药服务出口。中医药服务贸易是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新方向、新途径。2019年以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遴选出两批共31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包括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中医药大学和企业等，旨在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其二，中药类产品出口。在中药产品出口市场中，我国仍然处于中药产业价值的低端领域，表现为出口中药产品类目以原料产品植物提取物为主，附加值较高的中成药则占比较低。我国的中药类出口产品主要包括植物提取物、中成药、中药材及饮片和保健品,其中植物提取物占中药外贸50%的份额，而高附加值的中成药常年占我国中药产品整体出口额的7%左右，相对于原料产品仍处于弱势。近几年，我国的中药类产品出口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有波折。（见图1）以植物提取物为例，2018年出口额23.68亿美元，2022年受新冠感染疫情影响，全球健康产品消费剧增，植物提取物的出口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5.28亿美元。2023年是疫情常态化的第一年，市场整体需求下降，植物提取物出口同比也大幅下降，出口额为32.59亿美元。（见表3）

 

图1 近6年我国中药类产品出口额趋势

2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成效及经验

2.1 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得以展开 依托中医药海外中心和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中医药与他国知名专家和机构展开了深入合作，在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和文化国际传播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在大洋洲、欧洲、北美洲建立了８个中医药海外中心，着力打造“一中心一特色，一中心一品牌”发展模式。其中，中国—澳大利亚中医药中心（墨尔本）打造集中医药文化、科研、教育及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将中医药文化教育教学延伸至社区大学教学活动中，开创了“融入生命生活”的海外传播模式，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中国—法国中医药中心（巴黎）是中法中医药合作委员会框架下的首个中医药中心，其申报的“黄葵胶囊治疗糖尿病肾病蛋白尿的临床研究”获得法国政府资助，为中医药进入欧盟打开一片新天地；中国—英国中医药中心（曼彻斯特）整合英国中医从业人员资源，组成中医联合舰队，摈弃以往单打独斗形式，开拓中医医疗康复全科门诊新模式，着力打造中医妇科学的国际教育与医疗健康服务品牌，并拓展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28]。

2.2 人才培养模式得以重塑 为培养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是关键，境外办学是培养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形式。河南中医药大学通过与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开展境外合作办学，探索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该模式采取双校园“0.5+3.0+1.5”培养机制，即学生入学后，先在国内学习0.5年，完成河南中医药大学规定的课程学习。在学生达到相应英语水平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学习。学生要在第二阶段进入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进行为期3年的专业课及跨文化课程学习。学生在第三阶段回到国内，完成其余的公共课、专业课与临床实习。成绩合格后，符合相应条件，颁发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证书、医学学士学位证书，符合马来西亚管理与科学大学毕业条件和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以申请该校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该培养模式运行良好，受到合作方和学生家长的高度肯定，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办学的社会效益逐步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该模式的“精中医、通语言、善交流”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29]。

2.3 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制定得以推进 主导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建立，可为中医药真正“走出去”抢占制高点。随着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建立统一的国际标准成为社会对中医药的普遍需求，而成立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使我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更有话语权。2009年，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已经建立，秘书处设在中国上海，中国专家担任项目提案人占比达到71%[7]。2023年6月，ISO/TC249第十三次全体成员大会开幕式暨上海市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为赋能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事业，开创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发展书写了新的篇章。以川芎为例，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收载中药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1 607种，其中含川芎成方246个，占比15.3%[30]。川芎的出口量在峰值期达到近万吨，然而由于2017年欧洲药典中对川芎标准的规定，使近些年川芎的出口量和交易额下滑。2024年4月，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托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组织，四川农业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的科研团队领衔完成，并发布了《中医药-川芎》国际标准。作为四川省首个中医药类ISO国际标准，《中医药-川芎》国际标准为川芎药材国际贸易取得了规则上的主动权。

2.4 新媒体传播形式得以运用 运用新媒体进行推广宣传，既保证经验分享的时效性、精准性，提高中医药国际化传播速度，又丰富了大众参与国际化传播的渠道，增强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社会渗透性和情感性。一方面，在加强国际抗疫合作过程中，运用新媒体宣传推广中医药防治经验，深化了中医药防疫的国际合作，加快了中医药国际化传播速度，使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应对机制得以完善。2020年3月20日，福建中医药大学推出我国第一个助力海外新冠感染防控的网络平台“越人小宝”，并为华人华侨准备了闽南语版的中医药防疫科普讲座，“云”支援菲律宾防控疫情，为精准传播中医药文化作出了贡献[31]。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传播媒介呈现多样化形式，使大众有了更多参与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途径。

2.5 中医药国际化市场得以开拓 中医药国际化市场的开拓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其一，借助国际局势和国家战略，适当发展与目标国的出口贸易。2021年，中国出口俄罗斯中药类产品总额3 856.8万美元，同比增长68.5%[32]。（见表4）以俄罗斯的市场开发作为突破口，将会对独联体国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进而推动中医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其二，实施海外援助，持续开拓与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国际市场。比如，非洲既是我国实施海外医疗援助的最主要地区，也是我国青蒿素药品出口的主要地区。2010—2019年，我国青蒿素药品的出口总额超过8.0亿美元，其中对非洲出口额占比达73.6%[33]；其三，利用地域优势开辟邻国市场。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体检团队主动走出国门，在俄罗斯境内16个城市和地区开展医疗旅游推介会20多场，通过“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五大连池风景区”的建设打造出医疗康复、中医药生态养生保健、旅游度假的综合性疗养中心。截至2020年，国际体检和中医药服务等直接经济收入3 000多万元人民币，为绥芬河和周边地区带来近2亿元中医药服务和旅游经济收益[34]。

3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中医药国际化交流平台建设方面 中医药国际化交流的两大平台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即资金支持不足问题。以中医药海外中心为例，从表1中可以看出，已完成建设的中医药海外中心主要分布于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则相对较少。导致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除了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也与中国及当地卫生发展项目相关资金支持问题有关[35]。目前大部分中医药海外中心的运营模式都是自负盈亏，其资金大部分来自国内的中医药院校和科研机构，少部分来自合作方和企业的支持，资金支持的可持续性难以保障。以国际合作基地建设为例，往往在建设初期，国际合作基地的启动资金和初期建设资金都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而随着项目的组织和实施，运营资金的可持续性不足、来源单一等问题逐渐凸显。

3.2 中医药国际化人才保障方面 从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大量借鉴移植西医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制度，我国逐步建立了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在从传统师承制向现代医学教育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淡化了师承教育模式，导致学生临床经验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缺乏国际化视野，其教学内容对前沿成果的引入力度不够，难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思维与创新意识。基于上述原因，使得当前可以满足中医药国际化需求的高水平中医药人才严重不足。

3.3 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制定方面 主要影响我国中医药标准制定的因素包括两方面：其一，国内因受到不同利益和历史原因的影响，对待中医药标准往往是“定而不用”“用而不定”；其二，发达国家对中药进口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对其进口的中药生产、加工过程设定了相关标准和规范。由于受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医药国际化标准的制定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国内标准不统一。从国家层面到地方、企业层面，我国的中医相关标准已经超过600多个，但是相关标准之间互不认可、互相抵牾的问题普遍存在[36]。其二，对已有的国际标准不熟悉、不执行。比如有的企业在种植阶段不按照GAP标准操作，生产阶段不能严格执行GMP标准。不合规的生产和加工过程，致使中药制剂中含有有毒物质，以及存在重金属、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这与日韩德等发达国家严格遵照标准化程序生产形成鲜明的对比。

3.4 中医药国际化传播途径方面 目前国际上虽然逐渐接受中医药治疗，但接受内容主要限于针灸、拔罐等治疗技术，而对于中医药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则了解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医药文化传播力度不够。中医药在国外传播的主要路径是孔子学院和一些官方的组织，以孔子学院为例，虽然全球有240多所孔子学院设立了中医、太极拳等中医药课程，但对中医药文化的宣传力度很有限，仅有少数几个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主。另一方面，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主体单一，这极大地限制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中医药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大多依赖中国政府的力量推动，从战略规划到策略选择，从资源整合到具体实施，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37]。政府主导的传播主体往往局限于学者和专家层面，最终易于在领域内形成群体的话语权，而对领域外群体的传播效果则有限[38]。总之，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中医药文化传播在内容和渠道上更为重视学理性和专业性，而缺少情感纽带。中医药文化中深层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价值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针灸、推拿等治疗技术只被简单当成中医药的代名词。

3.5 中医药国际化市场开发方面 现阶段，我国的中医药现代技术方面还不是很超前，出口的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中药原材料为主。我国虽然是中医药大国，但中医药的国际市场份额并不高。从中药出口的结构来看，我国主要以出口低附加值的中药原料为主，高附加值的中成药出口额比较低。此外，我国的中医药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够重视，传统中医药秘方和处方屡屡被其他国家抢注，造成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流失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不足。据《世界专利数据库》统计，日本已抢注了全球中成药70%以上的中药专利，而中国的中药专利申请仅占0.3%[39]。

4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特征与策略

4.1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特征 其一，中医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出色表现，为后疫情时代中医药走出国门提供了文化自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的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和个性化诊疗为中国人民战胜疫情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中医药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加强了对新冠感染等重大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分享中医药诊疗方案、向海外派遣中医师和援助中医药物资等方式，扩大了中医药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文化自信。

其二，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接受传统医学，中医药的国际认可度也在提升。据估计，世界上约有80%的人口使用传统医学。迄今为止，在世卫组织的194个会员国中，有170个报告了传统医学的使用情况[40]。2019年5月25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增设了“传统医学”章节，标志着中医药被纳入国际主流医学的统计体系[41]。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社会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中医药的治疗和服务。

其三，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主导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中联”)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针联”)对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2020年4月，在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世针联搭建国际抗疫学术交流平台，开启国际线上会诊模式，第一时间与世界分享中医药抗疫经验，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42]。2021年，世中联召开“海外中医药抗疫经验交流线上专场”会议，积极向全球推广中医药抗疫经验。总之，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将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深耕国际组织间的合作与沟通，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它们必将为提升中医药国际化水平，推动中医药维护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4.2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策略 第一，探索中医药对外交流平台的多元融资模式，实现资金支持的可持续性。中国-马耳他中医药中心与新加坡“宝中堂”中医高级诊疗中心，就是利用PPP模式实现合作双赢，促进了中医药海外中心融资模式的创新发展[43]。通过融资模式创新，强化平台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保障项目的长远运营。

第二，建立对象国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国内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一，建立对象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标准化机制，它是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基石。统一全球各国的中医药教材、教学大纲，规范教学计划和专业课程设置，将有利于世界范围内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标准化。其二，完善国内数字化中医药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中医药专业人才的数字化素养与数字化思维。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不仅为中医药数据提供保障，也为数据的转化、研究、挖掘，以及运用智能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来证实中医药的科学原理提供支持。

第三，积极推进国内外中医药相关标准的统一、规范发展，注重国内团体标准的转化和国际社会团体效应的发挥。一方面，从国内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方面来看，中医药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以由高质量、实施效果好的团体标准转化而来，因此要鼓励社会团体公开团体标准信息，减少团体标准的交叉重复，将那些具有创新性、先进性的团体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中医药领域的标准化活力。另一方面，从塑造中医药国际标准话语权方面来看，可以联合“一带一路”伙伴国家，与其展开中医药标准化的理论、标准制订与修订、发布、推广、实施等方面的协商与合作，形成国际社会的团体效应，增加我国在中医药国际标准政策与技术协商中的导向力。

第四，创新传播路径，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彰显中医药文化自信。数字时代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为中医药国际化开拓了新的传播路径，使场景化、互动化、视频化传播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鼓励社会主体参与中医药国际化传播，利用数字化手段创新传播途径。政府则在战略上把控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宏观方向，提供必要组织资源，创造必要制度条件，鼓励多元主体创新传播路径。

第五，严把中医药质量关，提高自身生存与发展层次，建立健全保护机制。一方面，“打铁尚需自身硬”，中医药国际市场的开发，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严把中草药质量关，运用科学的语言去表达中药的炮制概念，运用科学的证据去验证中医药的理论，确保药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相匹配的保护机制，对一些中药材生产技术、中药饮片炮制技术，以及中国珍贵濒危植物药用成分提取技术等要禁止出口或限制出口。

5 结   语

中医药在抗疫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使世界各国都对它有了更积极的看法。后疫情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医药发展必将面向更广阔的国际化平台和空间。在国际交流与平台建设方面，借助中医药海外中心和国际合作基地等平台，使中医药进一步融入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体系，提升双方的医疗合作层次；在国际化人才保障方面，引入更多元的合作方，打造更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推动更本土化、标准化、数字化的“洋中医”培养机制落实；在国际化标准制定方面，以政府为主导，运用多点推进、步步为营的战略构想，逐步把握中医药国际标准构建的主动权；在中医药国际化传播方面，要向重实践、善传播的方向转变，发挥多元主体在中医药国际化传播中的作用，积极创新传播形式；在国际化市场开发方面，我国的中医药企业要把握时机，努力提高自身在生产、管理和服务各个方面的科技研发能力，积极建立技术防护壁垒，增强自身的市场开拓能力和市场维护意识。

总的来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政府为主体，以中医药高校和学术组织为补充的多维度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格局。后疫情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特征的信息社会，正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社会治理方式，也为中医药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中医药与现代诊疗体系有效衔接，开辟中医药国际化信息服务、中医药智能制造、中医药创新药物研发、中医药国际化教育与培训等行业新赛道是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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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4-01-17 编辑：刘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