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政霍乱”时期汉方医家的研究与心得

引用：曾毅，肖永芝.日本“安政霍乱”时期汉方医家的研究与心得[J].中医药导报,2024,30(7):6-11.

1840年第3次全球霍乱（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大流行暴发，此次疫情为19世纪历次霍乱中最严重的一次，部分国家疫情尤为严重，如：西班牙因霍乱死亡23万人，俄罗斯更是死亡超过100万人[1-2]。1858年6月，霍乱传播到日本，疫情席卷日本全国，直到1860年12月才结束[3]。因1858年为日本安政五年，因而此次霍乱又称“安政霍乱”。霍乱发病迅速、死亡率高、传染性强，可使部分患者在数小时内腹泻脱水直至死亡，是死亡速度最快的传染病之一。萨摩藩（今日本鹿儿岛县）藩主的侍医田宫尚施记载，当时他救治的霍乱患者“剧症突出，不待顷刻，比屋积尸”[4]。霍乱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小松藩（今日本爱媛县）藩主的侍医和爾子譲称当时“奇疫大行于天下，死亡者不知其几千万人矣”[3]。虽然日本文政五年（1822年）曾流行过霍乱，但当时流行范围有限。安政五年暴发的霍乱则遍及日本全国[5]。因此，当安政五年霍乱暴发时，对于当时大多数汉方医家而言，霍乱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疾病。在这种情形下，仍有部分汉方医家能够研究霍乱、取得疗效，并且总结本人经验，撰写了专门讨论霍乱的著作。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在介绍该国霍乱流行史及近代医学史时，将西方医学的引入视作日本文明进步的表现，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绪方洪庵等兰医、兰学者上（十九世纪的日本将通过荷兰传播来的科学技术通称为兰学，兰学者指专门研究兰学的人；兰方医学指代以荷兰医学为代表的西方医学，以此医学治病救人的医家即兰医），着重介绍他们引进西方医学的工作与贡献[6-11]。然而，当时的西方医学并没有治疗霍乱的有效方法，现代医学治疗霍乱最重要的补液疗法在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确立[12]。对于当时作为主流的汉方医学如何看待与应对霍乱，中、日学者并未予以重视，许多汉方医家的研究工作与心得均未被考察[13-25]。因此，笔者搜集汉方医家针对1858年霍乱撰写的著作，首要目的在于介绍汉方医家的探索方式，总结他们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与经验，为当代中医学者或中医疫病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参考。其次旨在梳理中医在日本的支流——汉方医学抗击霍乱的事迹，介绍中国医学对邻国抗疫作出的贡献。

1  著作及事迹

汉方医家为日本霍乱大流行撰写的著作有9种。（见表1）

这些著作大多在1860年疫情结束之前就已经完成，说明汉方医家在疫情流行期间对霍乱已经具备了一定认识与治疗经验，反映出汉方医学针对“新型”传染病霍乱的应变能力。这些医家的身份与生平，以及治疗霍乱的事迹，此处作一简略介绍。

长松文忠（生卒年不详），《天行病论》安政五年刊本末尾“跋”称其为“长藩医”。“长藩”即“长州藩”，今属山口县，藩医即侍奉藩主的医者，故长松文忠是服务于当时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的医官。长松文忠之父曾亲历1822年霍乱，创制“济世饮”。1858年8月霍乱在长州藩流行时，长松文忠以济世饮治疗霍乱患者，“虽不能尽救，而数得奇效”[26]。

浅田宗伯（1815—1894年），22岁时在江户（今日本东京）开业行医，其医术高超，被日本医界誉为日本幕末时期江户两大名医之一。浅田宗伯著有《先哲医话》《勿误方函口诀》等在中日医界颇具影响力的著作[27]。1858年7月霍乱肆虐江户，浅田宗伯在城内疫区成功救治600多人。他有鉴于当时汉方医界缺少介绍霍乱的著作，因而撰著《治瘟编》[28]。

菅間元章（生卒年不详），其书《国字简》自题“天山菅間元章负介”，日本书目一般作“菅間元章”[29-30]。该书介绍医家桥本括的经验，由菅間元章整理成书。浦贺（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医家桥本括，字子囊，号九皋，时人称其为“与左卫门”。据菅間元章的记载，经桥本括治疗的霍乱患者无一死者，就连其门人亦不曾误治一人[31]。

奥田実（生卒年不详），他的著作《痧病新论》自题“常阳疾医奥田実多门”，除此外没有其他信息。“常阳”乃江户时代常陆国的汉风别名，常陆国为今茨城县[32]。1858年霍乱流行时，奥田実以刮痧、放痧法治疗霍乱患者，结果“大有奇效”，因而著《痧病新论》[33]推广刮痧与放痧术。

大村宽（生卒年不详），据其《番沙新说》[34]（一名《虎狼痢治要》），他寓居水口行医，水口即水口藩（今滋贺县甲贺市）。大村宽的老师中村栗园听闻故友、京都名医宗琴亭治霍乱“百不误一”，因此中村栗园命大村宽同其他弟子前往京都跟随宗琴亭学习治疗霍乱的方法。大村宽得宗琴亭传授后“归而试之，收效者极多”，大村宽有慨于霍乱流行之下民众的苦难，故著书将治法公诸同道。

马杉质（生卒年不详），字文礼，据其书《秋窗夜话》（一名《虎狼痢方论》）自题，身任“兴法府医官”。马杉质专以牛、马科动物结石药鲊答治疗霍乱患者，鲊答的疗效使患者家属在患者获救后感叹此药对于霍乱患者可谓“苦海之慈航”[35]。

和爾子譲（生卒年不详），前文已提及他为小松藩藩医。和爾子譲之师田宫尚师称和爾子譲治疗霍乱患者专用巴豆，疗效显著，用药后令患者“回阳于反掌中”。和爾子譲以此法治愈霍乱患者数十人[22]。

高嶋久貫（1821—1868年），为幕府奥医师（为日本统治者将军及其亲族诊病的医官），曾任江户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侍医[36]。高嶋久貫与浅田宗伯同在江户救治霍乱患者。浅田宗伯称高嶋久貫治霍乱用“大黄、芒硝起死亦甚多”[37]。

尾台榕堂（1799—1870年），名元逸，古方派大家，与浅田宗伯并称江户两大名医，曾担任德川家茂的侍医[38]。尾台榕堂治霍乱擅长使用《伤寒论》方，幕府医学馆医官、考证派大师喜多村直宽称尾台榕堂“恒以此术起死回生”[39]。

2  探索霍乱疗法的方式

本研究考察的9位汉方医家，其中部分医家在疫情初期未能认识霍乱的病机或找到有效治法，后来他们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有效治法，或研究中国医籍找到灵感，或实地调研各地的霍乱症状解决了疑惑。

2.1  临床探索，试验疗效  在临床实践中探索与尝试是汉方医家找到霍乱治法的重要途径。据和爾子譲记载，佐伯藩（今属日本大分县）藩医并河济民最开始无法治愈霍乱，后来在治疗患者时偶然发现，方中加入巴豆时霍乱患者的情况有所改善，于是尝试专用巴豆，最终“活数百人”。并河济民将此法授予和爾子譲，和爾子譲试验后果如并河济民所言[3]。无独有偶，浪华（今日本大阪府）某位医家也是在治疗霍乱患者的无意间发现，给患者服用鲊荅后，“胃气忽通畅，诸阳发动”，呕吐与腹泻的症状均消失。马杉质效仿浪华医家使用鲊答治疗霍乱，也收获良效[22]。

2.2  研究汉籍，引进新法  一些汉方医家研读中国明清时期的医籍，从中找到治疗霍乱之法。高嶋久貫称霍乱流行时，许多患者“暴泻如注，手足厥冷，噤齘转筋”，似乎一派寒象，当时不少医家据此认定霍乱属虚寒之证，或用含有人参、附子的方药，或施以灸法，结果大量患者死亡。高嶋久貫最初也认为霍乱属虚寒之证，采用相应的治疗“毫无效验”。高嶋久貫请教其他医家，得到的答复是“舍参、附别无治法”。这样的答案并不能解除高嶋久貫的疑惑。为此，高嶋久貫停止诊病，取中国医籍“参互错综以索之”，最终得出结论，霍乱乃是一种热毒造成的泻疫，之前接触的患者应当是热证，须效法吴有性的治疫之方。此后高嶋久貫治疗霍乱“莫不随手而愈”[24]。虽然高嶋久貫没有直接提及他研读的中国医书，但其子高島久也在《泻疫新论》的“凡例”里总结了启发高嶋久貫的中国医家。高島久也提及的医家多是在瘟疫、温病领域有著作传世者。《泻疫新论》首推吴有性（著有《瘟疫论》），其后是刘松峰（著有《松峰说疫》）、戴麟郊（著有《广瘟疫论》《瘟疫明辨》）、杨栗山（著有（寒温条辨））、汪期莲（著有《瘟疫汇编》）、孔敏礼（著有《痢疾论》）、吴鞠通（著有《温病条辨》）[24]。

汉方医家不仅从中国医籍中找到治方，还从中习得治疗技术。奥田実记载，1858年秋霍乱流行其乡，“死亡者日数千人”，这样的惨状令他想起早年曾读过的《痧胀玉衡》。当时奥田実认为清代医家郭志邃此书介绍的治痧术“何其妄诞”。霍乱发生后，奥田実想起《痧胀玉衡》的“王庭序”，该序记载康熙癸未京师大疫的惨状十分契合眼下日本惨烈的霍乱疫情。奥田実找到《痧胀玉衡》，该书“王庭序”记载海昌李君挑痧治疫的事迹尤其引起他的兴趣。其后，奥田実将刮痧、放痧术施用在当地的霍乱患者身上，发现确有奇效。因此，奥田実专心研究《痧胀玉衡》，结合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一套针对霍乱的刮痧、放痧法，撰成《痧病新论》[20]。

2.3  实地调研，解决争议  霍乱流行时期，部分汉方医家对霍乱病机的认识以及治法并不一致。尾台榕堂虽然不认同某些医家的观点，但他猜想是否霍乱的症状、病情严重程度与病机因地区而不同。为此，尾台榕堂开展实地调研。1858年初冬，尾台榕堂从江户出发，先经过上野国（今日本群马县，位于日本本州岛东部）、信浓国（今长野县，位于本州岛中部），到达越后国（今新潟县，本州岛中北部），再往北陆诸国（今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位于本州岛中央地区），经丹波国（位于本州岛中西部地区）、但马国（今兵库县北部，位于本州岛中西部）、播磨国（兵库县南部，位于本州岛西部），到达大阪（位于本州岛西部），游历京都，最后经由东海道（本州岛南部）于次年返回江户。此次调研尾台榕堂几乎游历整个本州岛（日本最大的岛屿），路程近1 300公里。尾台榕堂在各地主要调研霍乱患者的症状与病情差异。他的调研结果是日本各地霍乱患者症状确有不同，不同地区大部分人病情轻重程度亦有差异，随之治法也有区别。尾台榕堂在其书《霍乱治略》中举例，他在越后国行医的弟子原正贞称该地霍乱患者的症状近似所谓的痧证，因此当地医家多以刺络放血治疗霍乱收效。这种情况正好符合奥田実《痧病新论》的论述。这次调研使尾台榕堂提出霍乱证型不一，需随证施治的观点[26]。

3  对霍乱共通的认识与治疗

尽管部分汉方医家对霍乱的认识与治法存在差异，但这并不代表汉方医家对霍乱的认识混乱。从基本原则的角度分析汉方医家对霍乱病因、病机的认识，以及他们治疗霍乱的方法，能够发现汉方医家在认识与治法上存在共通之处。

3.1  病因  虽然诸位医家对霍乱的命名不同，但他们对霍乱病因的认识相近。表2展示了医家对霍乱命名及他们认识的霍乱病因。

由表2可见，長松文忠、菅間元章、尾台榕堂以“霍乱”为真性霍乱命名，沿袭了“传统霍乱”（《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典籍记载的“霍乱”）之名。这是由于真性霍乱同样伴有呕吐、腹泻症状，与“传统霍乱”相似。浅田宗伯、马杉质、和爾子譲等汉方医家则认为真性霍乱的首要特征是患者症状相同、疾病具备传染性，所以以“疫”命名。奥田実、大村宽根据真性霍乱多伴有吐泻，且身有痧筋（痧发时在臂弯、腿弯上下呈现的深青或紫红色细筋），因此认定真性霍乱为痧证或番沙。至于霍乱的病因，汉方医家均认同霍乱乃厉气、杂气、沴气、瘟毒一类的非常之气所成。厉气、杂气之说，源自明代医家吴有性的《温疫论》，“瘟毒出自清代医家余师愚（1723-1795年）的《疫疹一得》[40-41]。如高嶋久貫《泻疫新论》称“泻疫者也，吴氏所谓杂气之类”[24]。即使有的汉方医家依然沿用“传统霍乱”之名，但他们也采用厉气一类的理念解释病因。汉方医家分析的霍乱病因与“传统霍乱”的病因——内由饮食不慎，外感寒、湿、热邪产生了区别，说明汉方医家在理念上意识到“传统霍乱”与眼下的真性霍乱有所不同。同时，汉方医家均采用“厉气”“瘟毒”一类的病因认识说明他们均认同霍乱属外感病。

3.2  病机  汉方医家在治疗霍乱患者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接触的患者以某种证型最为多见。浅田宗伯、桥本括、高嶋久貫、大村宽、長松文忠发现霍乱多热证、实证，因此他们论述霍乱的病机主要从实热立论。例如，浅田宗伯认为霍乱多由厉气化为热邪客胃。热邪使胃的气机逆乱，造成呕吐、腹泻。热邪燔灼使呕吐、腹泻加剧，胃气与津液随之亡失，出现转筋、四肢厥冷等症状，所谓“热深厥亦深”[15]。亦有医家接触的霍乱患者以其他病机为主。奥田実发现霍乱乃血瘀热郁，他认为酷毒之气直入患者经络脏腑与瘀血相搏，使气血壅滞而热郁[20]。马杉质持寒凝气机说，他认为霍乱为一种“冷疫”。马杉质指出他所称的“冷疫”为吴有性“温疫”的变症，“冷疫”与“温疫”不同之处在于，“冷疫”乃厉气化为寒邪，使患者“胃气窒塞”“邪密伏沉潜”，一旦胃府气机郁滞，患者中焦生化的气机就会断绝。患者随之阳气亡失，出现四肢厥冷、肤冷等症状[22]。

不难看出，前述多认同霍乱以实证为主，区别在于部分日本医家认为霍乱多见热证，另一部分医家则认为霍乱属寒证。围绕真性霍乱的寒热之争同样见于中国医家，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霍乱流行，当时的浙江医家王士雄认为霍乱多见热证，浙江医家徐子默、田晋元主张霍乱多属寒证，河北医家王清任则认为寒、热证皆有[42]。王清任（1768—1831年）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彼时业医者，有用参术姜附见效者，便言阴寒；有用芩连栀柏见效者，则云毒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芩连效在初病人壮毒胜时，姜附效在毒败人弱气衰时”[43]。即王清任认为，霍乱患者在患病初期，自身元气壮，外来邪气盛，二者交争，邪气化热，此时霍乱病机为热证，用黄芩、黄连能得效；疾病后期患者体质衰弱、邪气败退，此时患者阳气虚衰甚至亡阳，因而病机为寒证，需用人参、附子等药。王清任的思路颇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因此，真性霍乱的病机不止一种，患者属何种证型主要受到患者自身体质的寒热、正气的衰旺、疾病的发展阶段的影响。至于奥田実主张霍乱患者病机为气滞血瘀证，这是因为他的思考方式与前述医家不同。奥田実深受清代医家郭志邃《痧胀玉衡》的影响，他的书名“痧病新论”正是指结合《痧胀玉衡》研究霍乱所得的新知。《痧胀玉衡》是一部提倡从患者皮肤寻找病变之处，采用刮（用铜钱蘸香油刮）、放（以针点刺出血）等法治疗痧病的著作。奥田実认为霍乱是一种痧证，他根据《痧胀玉衡》的指导观察患者的皮肤与脉络，发现患者存在气血瘀滞的表现，因而提出霍乱患者病机为气滞血瘀[33]。

3.3  治法  9位汉方医家针对霍乱不同的症状、证型，或疾病不同的阶段设有相应的治法，内容繁多，因此不能尽述。此处笔者仅归纳汉方医家推荐的主要治法。（见表3）

由表3可见，汉方医家采用的治法按照中医“八法”可分别归类为下法、清法、汗法、吐法、温法，以及不在“八法”中的外治法。清法、使用大黄或芒硝等寒凉药物的泻法、温法、外治法分别对应前述霍乱热证、寒证、气滞血瘀证的病机，无需赘述。至于汗法与吐法，则是汉方医家针对真性霍乱疾病快速恶化的特性而设。该病发病后不过“二、三时或五六时”患者即死亡，为此長松文忠以瓜蒂散催吐，是希望“一涌以折其狂激之势”，即用吐法削弱霍乱激进的病势[26]。尾台榕堂首重葛根加术汤发汗，是因为“十分ニ発汗スレハ嘔吐ヲ発セス、発スルトモ甚シキニ至ラサル”[39]（汗之则令呕吐不发，发者亦可令呕不至太甚），即汗法可以发散一部分体内的邪气，避免患者的呕吐症状加重。一旦呕吐加重，病情就会恶化直至“薬ヲ納レサル”[39]（药不能纳）。

以和爾子譲为代表的日本医家采用泻药巴豆治疗霍乱，颇有特色。和爾子譲曾撰《单方汇义》提倡用巴豆一味单方治疗霍乱。对于巴豆为何能治疗霍乱，和爾子譲没有从医理层面剖析，仅是引中国方书为证，如《鸡峰普济方》的杏仁圆（杏仁、巴豆）“止泻兼止吐”[35]。巴豆药性猛烈，为温通峻下药的代表，如何能用于止泻？一些中国医家曾探讨过巴豆的止泻功效。李时珍曾治一溏泄五年的妇人，该妇人服用调脾、升提、止涩一类的药物后泄泻反而加重。李时珍认为“此乃脾胃久伤积冷凝滞所致”，应当“以热下之”，用蜡匮巴豆丸药50丸，两日后愈。赵养葵指出因“冷积”而作的休息痢亦可用巴豆治疗[44]。清代医家魏之琇分析，巴豆“未泻者能令人泻，已泻者能令人止”的原因在于“积去泻止，自然之理也”[45]。内科名家严苍山讲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的备急丸（大黄、干姜、巴豆）为何能治疗腹泻时指出医生“尤其对长期腹泻，会产生病久体虚的顾虑。但既有寒实内结，不下则病不能去”[46]。由前可见，内有寒邪痼冷积滞作泻，必须要用巴豆这样的辛热峻下的药物荡涤肠胃，攻下冷积。汉方医家对巴豆的应用，说明霍乱患者有属脾胃或肠胃寒积者。

4  各自的心得

汉方医学作为中医学的支流，它与中医学一样具有因人施治、千人千方等特色。汉方医家们因医学知识构成、学术观点的差异，以及面对的患者不同，总结出各具特色的诊疗经验。

4.1  诊断与辨证  浅田宗伯、高嶋久貫均提出了鉴别霍乱与一般急性胃肠道疾病的方法。高嶋久貫总结辨别霍乱患者与寻常吐泻疾病患者的关键在于，霍乱患者的腹泻物与寻常胃肠疾病不同。霍乱患者所泻全无粪便，更无臭气，患者无腹痛，腹泻后肩、背、胸肋间蠕蠕水鸣，随后腹中雷鸣，泻出如尿[24]。浅田宗伯提出霍乱患者与一般胃肠道疾病患者的区别是霍乱患者无发热、无腹痛[15]。

医家奥田実总结了霍乱患者发病前的诊察方法。他指出霍乱患者在发病之前，即尚未出现大吐、大泻等典型症状时，患者的尺泽与委中穴可见有瘀血阻滞的络脉，触之坚硬，累累有结，按之坚、劳、弦，同时前述部位还可能有青色筋脉异常凸起。这种体征是邪气在患者体内传布，使患者血瘀壅滞的表现，此时根据患者的肥瘦壮弱，急以刺络法令泻其血，使正气宣达，预先削弱病势，减少患者发展成重症的可能[20]。

桥本括讲述了其辨治重症患者的方法。当地其他医家见患者手足厥冷、寸口无脉常时或是束手无策，或是滥用人参、附子一类的温补药物。桥本括则会先诊尺脉，如果患者尺脉尚存，说明患者可治。如果尺脉洪大，说明患者热势太盛，是当用石膏之脉。如果患者尺脉沉实、腹满，则是应用大黄之脉[18]。浅田宗伯辨治霍乱患者的方法是，如果患者脉象沉伏有力、沉数或沉细，胸腹部热度较高，即属热证；患者脉象沉微或微细，触摸其胸腹仅有微温，则属寒证[15]。

4.2  治疗及护理  前述治法部分已梳理过汉方医家治疗霍乱的主要医方，本处主要介绍汉方医家如何应对治疗霍乱的一大难点——剧烈的呕吐。霍乱患者的呕吐不仅会使患者迅速脱液而病危，并且严重的呕吐常使患者难以服下药物。对此不同的医家各有其处理策略。尾台榕堂的方法是在霍乱未发之前注意到霍乱的征兆，趁霍乱患者尚未发病时用药。尾台榕堂总结，霍乱患者在呕吐发生前会感到身体与心理上的不适，腹中似乎有水气动摇，无其他不适，却突然有要腹泻的感觉。此时患者尚未开始呕吐，趁其未作呕前用葛根加术汤温覆取汗，发散病邪。一旦患者出现呕吐的症状，则需立刻服用葛根加半夏汤，方中生姜用量加倍，平息患者的“呕气”，稳定患者病情的同时发散邪气[26]。長松文忠使用济世饮，此方由罂粟壳、藿香、陈皮、茯苓、苍术、厚朴、猪苓、泽泻、生姜组成，以罂粟壳为君。该方临煎时需放入梅子大小的黄土，或将其冷服。長松文忠专用此方“缓病势”，“病势”指霍乱患者的腹泻、呕吐症状。長松文忠指出，济世饮能够缓呕吐与腹泻之急，并且“防厉气冲击，镇胃气扰动”。患者徐徐服用此方，吐、泻就能渐缓，待患者病势缓解后，再图他方[13]。浅田宗伯采用小半夏加茯苓汤降胃逆、止呕吐。浅田宗伯在1859年第二波疫情中又总结出新的方法：令患者服用冷却的汤药。浅田宗伯曾多次凭借此法救活不能服用汤药的患者。他认为此方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霍乱患者呕吐不能服药，是由于邪热盘踞胸中导致“脏腑冷热不调，阴阳痞隔”。将汤药冷却后服用能使药效缓慢发挥，顺利地将胸膈中的热气导下[15]。

大村宽总结了霍乱患者的调护方法。首先禁止患者进食，饮水也只能少少与之或冷水含漱，因为一旦患者因烦渴而饮水过多，反而会加剧吐泻，使患者亡失更多津液，身体益加疲惫。最好的方法是用大麦煮汁，让患者每次只服用少许，以滋养津液。如果患者吐泻彻底停止，再与少量葛根粉汤、车前叶、山慈菇粉汤共糜粥，令其胃气渐复[21]。

5  结    语

浅田宗伯、尾台榕堂记载，在日本霍乱大流行时期一些汉方医因其治疗霍乱无效，就对汉方医学丧失了信心，转投西洋医学，然而学习西洋医学的疗法也不能治愈霍乱[15,26]。浅田宗伯、尾台榕堂、高嶋久貫、奥田実等汉方医家始终相信中国医学，钻研中国医籍，最终成功治愈霍乱的事迹，说明了坚守中医药自信的重要性。尾台榕堂走遍日本本州岛实地调研霍乱症状的研究方式，以及汉方医家诊疗霍乱的特别经验，例如尾台榕堂、奥田実总结霍乱未发生前患者的感觉或体征。此类研究方式与特殊心得在同时期对抗霍乱的清代中国医家中较为少见，它们体现了汉方医家注重实证与细节的特色。

从医学史的视角来看，中国医籍指导汉方医家治愈霍乱，成功救治大量患者，这是中国医学造福邻国日本的史实。此外，霍乱在19世纪是一种发源于印度，伴随西方殖民者的脚步才传遍全球的“新型”传染病[47-48]。中国17世纪和18世纪的温疫学说、痧证理论能够用来治愈19世纪传入日本的霍乱，说明中医温疫学说、痧证理论不受地域的限制，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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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11-01  编辑：刘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