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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大名医故居保护之我见

发布时间:2021-10-20点击量:774

引用:曹桢,张其成.北京四大名医故居保护之我见[J].中医药导报,2019,25(18):9-12.


名医故居是具有中医药教育价值的场所,传承着中医药文化精神,是一种重要的中医药文化资源。近代以来,北京名医汇聚,虽岁月变迁,但他们的精神却始终影响着一代代中医人。公认的北京四大名医是孔伯华、萧龙友、施今墨和汪逢春,这四位名医对百年来中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斯人已乘黄鹤去,空留故居在人间。经过田野调查,涉及四大名医故居的资料共有5处,2处为孔伯华故居,1处施今墨故居,1处萧龙友故居,还有一处名医故居已不知所终。笔者以四大名医故居现状调研为基础,提出几点保护浅见。

1 四大名医与他们的故居地址

名医故居顾名思义是名医们从前住过的地方。古文献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1]房子是人们为了避开自然界的恶劣环境,能够安全地生活工作,以及休闲娱乐的地方。但是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选择住房的住址又是有讲究的,《管子·小匡》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2]。就是说,各行各业选择住址要根据职业特点,四大名医在选择住址上也颇独特。

1.1 孔伯华的故居地址 孔伯华(1885—1955年),系山东曲阜人。14岁起就秉承家学,专攻医学,25岁时来到北京,在官办的中医机构外城官医院担任医官。后来辞去医官,自己开诊所,因医术精湛而誉满京城。

孔伯华有2处故居地址,分别位于土儿胡同61号和宏庙胡同33号。第一处土儿胡同早已拆除。第二处住址宏庙胡同33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西侧、辟才胡同北侧,为东西走向,东起西斜街,西至辟才胡同五条。明代始称红庙胡同,因胡同中有座关公庙(俗称红庙)而得名。

1.2 萧龙友的故居地址 萧龙友(1870—1960年),系四川雅安人,为书香门第世家,尊经读史、琴棋书画俱佳。1897年,萧龙友27岁拔贡,任职八旗官学教习。辛亥革命之后曾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和财政部经济调查局参事等职。1928弃官行医,全靠自学成为一代名医。1892年,川蜀流行霍乱,萧龙友用中草药救人众多,由此成就医名。1930年他与孔伯华联合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曾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萧龙友的故居地址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59号。位于金融街地区东北部,为东西走向,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全长763 m,均宽5 m。明代因负责治安的西城兵马司衙署在此,故称西城兵马司,亦称兵马司胡同。

1.3 施今墨的故居地址 施今墨(1881—1969年),系浙江萧山人。少年始学中医,1906年来到北京攻读法律,并钻研中医。曾经参加同盟会推翻满清政府的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后来弃政从医,在北京挂牌开业,医术享誉八方。

施今墨的故居地址在东绒线胡同74号,是施今墨工作生活的地方。此地原是占地约有一亩的大四合院,大门是红色的,里面有传统的门栓子。前后三进房屋,有5个女儿、3个儿子,一家人都住在里面。当年“施今墨大夫诊所”的招牌,便悬挂在大门外。将3间东厢房内部打通,另设药房。当年施今墨医名大盛,每天上门求诊的人络绎不绝。

1.4 汪逢春的故居地址 汪逢春(1884—1949年),系江苏苏州人,跟随名医艾步蟾学医,后行医于北京城,求诊者门庭若市,名振于时。作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目前还没有找到关于他的故居地址确切信息。

名医故居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对中医药事业的影响力。从名医故居的藏品中可以管窥到许多珍贵的中医文化遗产,因此,保护名医故居责任重大。

2 名医故居的静态保护

名医故居首先是建筑物,引入一个建筑学名词“法式”。以“法式”构建名医故居意思是:仍然以原故居建筑为依托,或在原地址、或扩建、或在旧居附近修建新的房屋作故居,成为一种以展示名医事迹、宣扬名医物质展品和精神展品的建筑类型。中医又称“国医”,顾名思义,中医是“国学”大文化精神的守护者,名医故居就是守护中医药的文化家园。看看故居,就能说出这个名医家族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2.1 对内原真性保护 名医故居原真性保护是强调保护故居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以及全部价值。故居里的房屋建筑和各种物件,都应完整保存。对内原真性保护主要应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在名医故居的修缮中尽量尊重原物,尽力保持原貌。就故居建筑而言,应保存原来的建筑形制,包括原来的结构布局、装饰造型、艺术风格等。

例如,萧龙友的故居院子进门后大约有一个30 cm高的石头门槛,大门两侧还有石狮子。进门处右手边的墙上有固定电线,一面青砖墙往里是散阶向下的台阶,这个台阶的上方有一个电灯,这些都在刚进门的地方能看到。院子里有月亮门、花坛、石榴树、藤萝架。故居的样貌诉说着主人当年治病救人的事迹。如果萧龙友的故居能恢复如上原貌,就能在最大程度还原萧龙友的从医生涯。但萧龙友的故居已只剩空壳,众多而宝贵的收藏早在1961年由其子女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包括所藏书画、碑帖、瓷器、古墨等140余件文物,这意味着再难寻萧龙友故居“大医即大儒”的特别风貌。本来萧龙友是四大名医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如今故居不存,那些可能是对中医药教育事业特别有启发的资料存放载体。

再如,施今墨故居一进门有一个黑色的照壁,进院子需要从两边走。院子里是有回廊的,下雨天,小孩子们都在院子里回廊下绕着圈奔跑嬉闹。回廊里还有凳子,可以很惬意坐在廊下休闲。故居的挂号室一面是木质的墙体,挂号室的窗户是红色百叶窗。这种木质的百叶窗的使用方法是,中间有一根木棍连接木片,搬动木棍,百叶窗就可以进光或者避光。院子里还有桃树和很多植物。如上故居原貌是应该对内保护的内容。

第二,名医故居的迁移剥离了原址的环境,是原真性保护之大忌,故居理应在故地,否则就不具备故居价值。

“文革”时期,施今墨被迫搬离故居。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刻派人把施今墨全家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一幢高楼上保护起来。施今墨自从搬到这幢楼上就再未下过楼,直到去世。施今墨也曾在被迫迁出后有感而发,作诗《忆绒线胡同院内丁香花》,诗中以丁香花为寄托,借花开花落悲叹人生难料、世事无常,如今的施今墨故居虽然残存,但并不能完全承载当年特定的时代记忆和医史信息。

因为搬离导致名医故居无迹可寻的要数汪逢春的故居。故居不存,缺少了行医诊病、家庭生活的物理空间,给今人深入了解汪逢春的生平事迹造成了困难。

2.2 对外整体性保护 名人故居整体性保护不仅仅要保护建筑单体,还要保护名医故居的外部环境。因为名医故居往往要通过外部环境,才能让人们真切接收到名医故居散发的中医药事业历史人文信息。北京名医故居是多四合院形制,位于胡同里面。胡同与四合院珠联璧合,传达着京味十足的名医文化情调。打造中医药文化旅游景点,以医德、医术、医道和仁爱之心,展现中医药文化厚重的文脉。

比如,孔伯华第2处故居位于宏庙胡同33号,在胡同的南侧。故居不远处的辟才胡同西口的跨车胡同13号,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但是孔伯华故居已经难觅踪迹了。一座金柱大门型制的四合院门楼,是整条胡同仅存的一座旧门楼,也是宏庙胡同仅存的原始痕迹。

还有,施今墨故居绒线胡同内曾经有一座王府,称“贝勒杜度府”,具体位置已不可考。绒线胡同里的另一座王府“勋贝子府”,如今依然存在,就是现在的西绒线胡同51号,是保存比较完好的贝子级王府。

如今两处孔伯华故居已经不复存在,萧龙友故居也有一部分被拆除变成了大杂院,且没有文物保护级别。施今墨故居是3位北京名医故居中,唯一被列入保护单位的名医故居。施今墨故居位置好,就在国家大剧院的旁边,距离故宫博物院、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前门等旅游景点都很近,周边散布着几大著名商业区,与传统的胡同四合院文化相映成趣。这是一个开发旅游的好地段。北京名医故居应该是北京城历史、地理、经济、人文等总体文化生态所形成的结果,需要在大文化环境中得到整体性保护。

冯骥才说:“历史巨人的故居被推土机一个个夷平,城市失去了自己这种灵魂性确凿的存在,泯灭掉一份份珍贵的遗存,城市因之一点点减少它历史积淀的厚重。”[3]北京四大名医故居支离破碎,减少了人们与名医文化对话交流的空间,损伤了中医药文化遗产传承的文脉。因此,对名医故居保护关系着中医药事业的当代命运。

3 名医故居的动态保护

北京名医故居的保护不仅要进行静态保护,更需重视动态保护。区别于“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动态保护是指将名医故居放在生成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与发展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达到名医保护的终极目的,就是使北京名医故居文化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动态保护可以从教育、生活、市场3个方面展开,三者相互生发。

3.1 保护代表性名医传承人 首先,名医故居文化的载体和根本是代表性名医传承人。医术就在他们身上,没有他们,就没有鲜活医术的传承,就只能是文献与记忆。其次,“原生态”中医药是中医事业最宝贵的生命力,代表性名医传承人掌握有从传统药材材质到传统炮制方法都区别于工业化生产的独家秘诀。再有,名医故居是物化的名医人文精神的活标本。传承核心是代表性名医传承人妙手仁心的医德情怀,依托于他们的临床实践而存在和发展。

名医也有生老病死,一个名医去世,就丢失了一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对四大名医代表性传承人的重视与扶持,就是在与时间的赛跑里保存下来那些濒临失传的名医文化遗产。如同英国学者哈里森在其所著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一书中所说:“遗产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存留至今的古物进行被动地保护,它还是一种将物、场所与实践主动聚集起来的过程,其中,我们的选择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在当代所持并希冀能带进未来的某种价值体系。”[4]

在名医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中,极大地依赖于代表性名医传承人个体的医术和医德,需要通过言传身教传承到下一代,这就是人们常常看到的医家师徒传承和父子传承。其中,关键是保护名医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下去,特别是医术能够代代传承下去。

3.2 名医文化遗产走进当下日常生活 名医故居承载的文化遗产只有走进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才是最佳保护方式。北京四大名医产生于民间,繁荣于民间,与北京的社会人文、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通过动态保护,可以让这些名医故居文化遗产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场景中进行保护与传承,让名医文化遗产重回当代民众的健康生活,才能成全名医故居本身的特质和文化价值。

名医文化遗产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用名医的高尚品德提升人们的修养,增加人们对中医药及其文化的热爱。名医文化遗产走进当下日常生活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在名医故居开展医德教育实践活动,可以是将名医故居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供游客参观,可以是在名医故居开办医药文物展览,也可以是在名医故居举办惠民医药义诊活动等。

传统的中医药行业,已经进化为当下经历机器化、信息化革命的新型中医药行业。比如,由萧龙友和施今墨极力倡导的中西医结合就是一个新的事物。这种不忘初心又与时俱进的蜕变,惟有依仗名医故居的动态保护,才能再现名医文化遗产自我更新迭代进化,让中医医术更有效地活在当下,从中寻找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与创新的灵感与力量。

3.3 激活名医故居市场价值 名医故居是一条稀缺珍贵的“文化之链”,打造一条有规律可遵循、有市场可培育、有消费可支撑的“产业之链”,才是实现名医故居保护的本源工程。创造良好的传承环境和市场氛围,让名医故居能够在市场中生存,获得经济效益,紧扣“文化链”拉长“产业链”,让这条产业链活动起来。开发传统文化创意产业,在固守名医文化遗产内蕴的同时,开发诊疗项目与健康产品,建立诊治体验、展品认知、贸易旅游一体化中医药文化旅游景点,让名医故居成为民众大健康生活的场景,让更多的人参与名医故居文化遗产的消费。

4 结   语

名医故居既是医史发展活的见证,又是珍贵的文化资源。笔者在全国范围内经过大量田野调查,发现名医故居保护成功的案例当属安徽省的“新安国医博物馆”。这所名医故居从“博物馆式”静态保护中走出来,成功地实现了名医故居的动态保护,鲜活地传承了被《中医辞海》称为“新安临床医家之首”的、传承了460余年的“张一帖内科”中医文化遗产。

总之,北京名医故居的保护可借鉴新安国医博物馆。另外,面对中医相关文物缺失和筹集资金等这些拦路虎,也可借鉴“张一帖”家族为保护故居、修缮故居而奋力抗争的精神。毕竟,保护的远不止是名医故居,而是追求中医药事业成为民族复兴先行者的远见卓识。至于保护名医故居这种担当与坚守,本质上就是对中医药事业的伟大传承。


参考文献

[1]王弼.周易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364.

[2]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400.

[3]冯骥才.冯骥才思想卷[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130.

[4] HARRISON R. Heritage:critical approaches[M].London:Routledge,2012:16.

(收稿日期:2019-02-24 编辑:刘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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