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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药膳翻译策略探究

发布时间:2021-06-23点击量:1337

近些年,随着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加深,许多外国人开始认识和喜爱中医,并对中医药养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在开发中医药养生文化市场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之一就是中医药养生文化产品的对外推广问题,如药膳。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对外传播为药膳推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不得不承认,在药膳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机遇是与挑战并存的,来自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药膳翻译的不完善都极大的阻碍着药膳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而药膳文化翻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此方面的材料非常匮乏,难以满足药膳文化推广的现实需求。如今,两会提出了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作为中医药文化的一部分,药膳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增大宣传力度,实现“走出去”的目标,继而推动中医药养生文化海外市场的发展。因此,本论文将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探讨一下药膳翻译中的策略选择问题。

引用本文献标准格式:王娜.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药膳翻译策略探究[J]. 中医药导报, 2017(8):113-115.

1 困扰药膳翻译的文化壁垒

要想通过翻译实现药膳的跨文化交流,译者必须首先了解困扰药膳翻译的文化壁垒。由于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因素的影响,中西方饮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消费者的饮食观念上,还表现在原料选择、烹饪方法等诸多方面,这给药膳文化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就食材选择而言,西方世界人们出于对环境和野生动物类的保护,是不能接受捕杀并食用野生动物的,而中国药膳文化中很多食材都来源于野生动物,如鹿茸,蛇胆等,如果我们把这些药膳食材直接介绍给西方消费者,必然会造成他们的文化心理障碍,导致他们对药膳的抗拒和抵触。除此以外,多数西方人坚决不吃动物内脏,常常是对内脏和动物生殖器官等望而生畏,弃之不用。而正是这些被西方人视为弃物的动物内脏,如动物的肠、肝脏、心、肺,等,因为其中含有丰富的铁、钙、锌等营养元素,成为了中国人奉为至爱的极品佳肴之原料。并且,由于中医取象比类思想,药膳还常常讲究“吃什么补什么”,中国药膳里就有许多菜肴的用料都是以动物内脏和生殖器官为主料,煎、炒、烹、炸而成。这都是西方人所无法接受的。就烹饪方法而言,西方菜肴制作工艺简单,烹饪时间较短,讲究食物的原味,而中医药膳需要长时间的熬制,而且加入了大量的配料,这是西方消费者对药膳抗拒的又一原因。而最重要的是很多西方消费者对药膳中使用的中草药的安全性还抱有怀疑。如果不能在翻译中妥善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这些交流障碍,就不可能把药膳文化真正的传播出去,让西方消费者接受和喜爱。跨文化交际下的药膳推广活动,更多的是涉及到两种社会之间饮食文化的沟通和交流。饮食文化是整体的社会文化中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药膳的推广是两个民族间审美情趣、价值理念和心理信仰之间的对话。要想真正实现中国药膳的跨文化交际的根本目标,研究者必须要最大限度地了解中西方消费者所处两种社会文化中的诸多差异,把握传播目的,做到有的放矢。

2 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介绍

就药膳翻译策略而言,有直译,意译,音译之分,也有归化,异化之别。王东风曾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指出两类的分别,“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1]而本文也将从文化的角度谈论一下药膳翻译策略中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归化是以目标语为归宿,用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则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2]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而在异化的翻译策略中,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坚持保留文章原味。

3 药膳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药膳翻译一般包括药膳名称翻译,药膳成分翻译,药膳烹饪方法翻译与药膳功效翻译这四部分。这几部分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各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逐一对其进行分析。

3.1 药膳名称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药膳名称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写实类,直接以食材,功效,烹饪方法命名,如枸杞叶炒鸡蛋,一种是写意类,采用各种修辞手法来营造一种食物的美感,如:仙人粥,琼玉膏,双耳听琴。前者并不是翻译的难点,采用直译法即可。而后者的翻译方法却需要译者的反复考量,在翻译这一类药膳名称时,有的译者非常推崇意译法,即不考虑这些药膳中的比喻和形象,直译其食材,如双龙戏珍珠被译为Saute Lobster with Ham, Greens and Mushroom。这种译法采用了对药膳名称的归化策略,抛弃了中文对形的修辞描述,直接介绍了该药膳的食材和烹饪类型,贴近西方菜肴的命名方法,就一项经济产品来讲,这样的翻译能相对比较好的满足西方消费者的理解需求;然而,就文化产品而言,这一归化使中国饮食文化中美的内涵消失殆尽,也使药膳这一产品失去了其民族独特性和国际竞争力。那么采用异化策略,将上面的药膳音译为Shuang Long Xi Zhen Zhu或是直译为Twin Dragons Playing with a Giant Pearl,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呢?显然也不是,一方面,对于西方读者不熟悉的中文,音译实际等于零翻译,它无法帮助译入语读者理解,还会造成他们的阅读障碍;另一方面,直译的方法虽然展示了药膳的形美,但对读者理解药膳的内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样的翻译岂不是本末倒置。目的论认为译者必须在源语和目的语,源文本和目的语受众之间达到一种妥协和平衡[3]。而要想达到这种平衡,就需要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结合使用,使他们起到各自的作用,现在出现的一种译法:音译(归化)+释译(异化)+喻体意象直译(归化),可以相对比较好的兼顾到读者对药膳本身信息的理解与传播中国饮食文化内涵的需求。如:雪里藏珠:Xue li Cang Zhu——Deep-fried Pigeon eggs wrapped with flour & egg white(like pearl covered by snow)。

目前,归化策略在药膳名称翻译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多数译者以西方消费者的感受为导向,采用释义,简化翻译等归化策略,认为这样可以促进药膳的海外推广。如药膳翻译中流行这样的做法,即为了避免西方读者无法识别中草药名称,在翻译含有中草药的药膳名称时,不把中草药名称翻译出来,一律简单译为herb。如天麻炖鸡就被译为stewed chicken with herbs,而虫草鸭被译为steamed duck with herbs。这样的归化翻译方法自然给译者带来了便利,然而本来味道,功效截然不同的药膳菜品,由于这种译法,都变成了姐妹兄弟,让人认不出来谁是谁,这对药膳文化与中草药的对外宣传推广有百害而无一益。实际上,抛弃了异化策略,也就等于抛弃了药膳背后蕴藏的丰富的中国饮食文化内涵,而抛弃了药膳的文化内涵,也就丢失了药膳独特的民族魅力。因此在药膳名称翻译中,译者应该在使用归化策略帮助西方读者了解药膳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同时使用合适的异化策略来传达药膳本身的文化特色,建立其文化品牌,增加药膳的国际竞争力,而不应该以怕给读者带来阅读压力为理由全盘抛弃异化翻译。

3.2 药膳成分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药膳翻译除了需要忠实原文,还要重视其有效性。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考虑文化差异,导致译本无法被读者接受,那么这种翻译就不能被称之为有效的翻译。在跨文化交际视域下,译者在翻译药膳成分时应该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采用相应的归化策略,让处在译入语文化中的西方食客能够理解接纳并产生品尝愿望,否则就会导致传播的失败。上文提到西方读者对药膳中涉及到野生动物心存反感,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克服这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译者就应采用一些归化策略,例如刻意强调药膳中包含的动物是圈养的,而非野生的,在该动物名词之前加上“domestic”或“captive”,除此之外,西方人也很难接受动物内脏与生殖器作为食材,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可以采用释译的方法来对此类食材的翻译进行归化,增加解释性的文字说明药膳使用此种食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此种食材在中医中的功效,从而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接受药膳。

除此以外,中草药常常被作为药膳的辅料使用,其名称一般有3种翻译方法,拉丁文翻译,英文白话翻译和拼音3种,如肉桂可以音译为:Rougui;按拉丁译法译为:Cortex Cinnamomi,而英文生活中的译法为Cinnamon.那么在药膳翻译中应该采用何种策略更为合适呢?是采用异化的音译法,使译文贴近源文,保持中草药的中国特色呢?还是采用归化的拉丁译法和英译,让译文向目的语倾斜,帮助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呢?实际上,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药膳中使用的某些中草药在西方菜肴中也很常见,如上面提到的肉桂,因此,对于这种中西方文化重合的部分,为了方便西方消费者的理解,译者还是应该采用归化的策略。而对于剩下的大部分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陌生,而在药膳中常用的中草药来说,鉴于向西方推广中草药的目的,不妨使用异化策略,直接音译,如党参、黄芪(dang shen; huang qi)等。或者为了更有效的传播中草药知识,译者也可以把归化,异化策略结合使用,在音译的名称后,加上关于该中草药功效的解释。

除了上述所讲,中草药名称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使用还关乎于译者的翻译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中的最高法则应该是“目的法则”。也就是说,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换言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4]。因此,当译者的翻译目的是为了作为餐馆药膳菜单的话,那么对中草药名称采用异化的音译翻译没有问题,然而当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向西方消费者推销药膳食谱时,中草药的这种异化翻译法就变得不可取了,因为西方药房的中草药习惯以拉丁语冠名,如果消费者要购置中草药做药膳时,这种异化的音译名称就会给他们带来困扰。

因此,药膳成分翻译中,译者一方面要采用归化策略,对某些西方难以接受的食材的翻译加以处理,以增加西方读者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对于中草药的翻译,译者还是应该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己任,尽可能选择异化翻译法,保持药膳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译者还应关注到翻译目的对于翻译策略的制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3.3 药膳烹饪方法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关于药膳烹饪方法的翻译,与普通菜肴烹饪方法的翻译类似,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对完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烹饪方法翻译并不完美,由于缺乏对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关注,这些翻译没有使用必要的归化策略,来向西方消费者靠拢,导致了西方人对这些烹饪方法的不接受,也间接妨害了药膳的对外推广。比如,现在大多数词典把回锅译为“double cooked”或是“twice cooked”,这样的译法很难称之为是令人满意的,西餐对烹饪方法讲究简单快速,以不破坏食物营养为标准,当西方人看到关于回锅这样的翻译,难免不会因为有“吃剩饭”的疑虑而对此类药膳心存芥蒂。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样的译法也很不准确,像“回锅”的制作首先得将食材下到冷水中大火将其煮熟后,然后在油锅中煸炒加入调辅料继续炒制而成。所以这种菜肴至少包含了两道的烹饪方法“煮”和“炒”,将其简单译为“double-cooked”也是不妥当的。因此,出于跨文化交际的目的,译者在此可以采取适度的归化,将其意译为“boiled and fried”。虽然这样的翻译也算不上上乘,但至少可以打消西方人对重复烹饪的不理解。 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一个人的佳肴,却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所以在药膳烹饪方法翻译过程之中,一定要充分尊重西方饮食文化,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来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否则,译者的努力只能被称为无用功。

3.4 药膳功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药膳功效的翻译是药膳与中医药文化联系最密切的一部分,也是译者对归化,异化策略选择存在很大争议的一部分。中西医是两大截然不同的体系。中医讲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而西医讲究逻辑性。中医中的很多概念都是西医中没有的或是不同的,如阴阳,五行,五藏等。而药膳作为中医养生文化衍生的产物,其功效有着明显的中医特色,如滋阴补阳,补气安神,明目清肝。对于这些功效的翻译,有的译者认为应该采取归化策略,向西医靠拢,以便帮助读者理解。例如滋阴补阳可以简化译为“strengthen your health”;而补气安神可以简译为“ease your mind”。自然,这样的译法简单易懂,可能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然而,从传播药膳文化的角度来讲,这种归化阻止了作为药膳基础的中医药文化的推广,也从根本上拖延了药膳在海外的发展速度。因此,在药膳功效翻译上,译者应大量使用异化策略,忠实的传达中医药知识,而不应舍本逐末,一味以西方文化为导向,屈服于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实际上,中医翻译中的某些术语翻译已趋于规范化,如滋阴补阳被译为:nourishing yin and tonifying yang,补气安神被译为:invigorating qi for tranquilization,这些都是我们的中医译者宝贵的翻译成果,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在药膳功效翻译中使用这些译法,使西方读者对中医文化逐渐从陌生发展为熟悉,再到接受。

4 总  结

药膳以中国数千年饮食与中医文化为基础,实现了美味营养与强身健体双向功效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够通过翻译达到药膳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就可以在海外创造出我国独特的饮食品牌,扩大我国饮食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药膳翻译研究有很强的实际意义。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药膳四个部分的翻译策略选择进行了简要的探讨,认为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受翻译目的,文化重合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归化往往是为了增加源文的可读性和翻译的有效性;而异化则往往出于对原文的忠实和文化传播目的。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将两者在药膳翻译中有机结合,合理使用,才能进一步促进药膳在西方的被接受度以及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24-26.

[2]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 Nord C.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29.

[4] Vermeer Hans.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74.

[5]刘靖之.翻译——文化的多维交融(《文化翻译论纲》代序)[J].中国翻译,2000(1):22-25.

[6]刘增羽.中式菜肴英译名亟须审定[J].中国翻译,1990(5):11-13.

[7]吕兰.从异化法与归化法看广西菜名与主食的英译[J].广西社会科学,2008(9):21-24.

[8]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收稿日期:2016-05-02 编辑:马正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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